转载《黑河》以纪念那些年的日子
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哀哀父母，生我劳瘁。
无父何怙，无母何恃。父兮生我，母兮鞠我。
一
班车在一溜黑瓦红墙的平房下面停了下来。之所以说是下面而不是前面，因为平房高出马路一两米。我们一家四口下车后，班车继续向前开走了。我的头昏晕懵懂，不辨南北。母亲则直扑路边，啊啊地连吐几口清水。只有父亲和罗广没事人似的站着。汽车经过了太多的盘山公路，晕车的人自然没少受罪。母亲坐在通往平房的石梯上，手扶前额，休息了好半天。罗广早已拾级而上，在平房门口探头探脑，终不敢进去，跑回来问父亲：“爸爸，那里是干什么的？” “那是略阳商店，卖东西的。”父亲说着把大大小小三、四个包扛上肩。“走，我们回家。” 我们沿着马路往回走。罗广和我蹦蹦跳跳地走在前面，父亲、母亲挑着行李在后面边走边谈。尽管他俩对这儿已很熟悉，但今天踏上这块土地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他们以后就定居在此地了；两人心头荡漾着一股前所未有的温暖踏实的感觉，仿佛在外漂泊多年的游子又回到了故乡。对我们两兄弟来说，这里却是全然陌生的，以前和母亲来的时候，我们还不记事。眼下周围的一切是多么新鲜、奇怪和有趣啊！我们绕过一座树木萧疏的小山，马路就像日本妇女和服上的腰带一样绷直了。再看路边的小山，已蓦然变成了一座巍峨陡峭、高不可攀的大山。山脚建得有房子，房子与马路之间砌着围墙。马路的另一边，一道沟坎过去，是掩映在树丛中的农舍和棋盘般宽展的农田。我和罗广看着山脚下的那些房子，父亲说：“这是单位的付业组，杀猪宰羊做豆腐的地方。”他又指指与付业组毗邻的一幢四层的青灰色楼房。“这幢楼叫４号楼。”接着父亲把手伸直，愉快地说：“我们家就在前面的３号楼，再走两步就到了。” ３号楼是一幢三层的红色裸楼，它和４号楼等我们沿途见到的楼房一样，红砖或青砖砌起来之后，墙面未作任何粉饰，只是用水泥抹平了砖缝；都是些六、七十年代的老式建筑。３号楼人字坡形顶，房间只有半边，门前护拦是铁管和铁片条做的，走廊宽约一米；两头各有一套房间。其地势也很特别，矗立在山脚马路的下面，一楼整个儿被路基挡住，二楼平齐路面，与马路以石板桥相连。整幢楼隔成两个单元，所以板桥有两座。 我们家在西单元三楼。父亲打开门，我和罗广欢叫一声，扑进屋去。房间被隔成两室，里间狭小，一张大床、两口箱子、一张两屉桌之外，就没有空间了。外间贴里墙摆着一张小床，床头也有一张两屉桌，窗下放着一张四方矮桌并四个小凳；剩下的地方仍很开阔。父母打开行李整理房间的时候，兄弟俩追逐着满屋子乱窜。外间靠东墙有一个窄小的厨房，勉强容一人转身。哥俩钻进去，弄得满手满脸黑糊糊的跑出来。父亲看见，一顿好骂。母亲忙去水房端来一盆清水，很仔细地替我们擦拭干净。收拾完房间，母亲进了厨房。罗广和我因为肚子饿，已提了几次抗议。烧饭的麻烦在于家里没有自来水。３号楼的水房和厕所是修在一起的，位于楼层中间，即楼梯口处，为大家公用。母亲烧饭的时候，父亲帮忙打水洗菜。厨房里浓重的油烟呛得母亲不停地咳嗽。咳嗽声和锅铲蹭锅底的吵菜声同样尖厉，刺激着另外三人的耳鼓。哥俩心疼母亲，却又无能为力。父亲则感到快意，他摸了十几年锅铲把了，尽管是烧他一个人的饭，也不胜烦难。现在老婆来了，他终于可以卸任了。 开饭了，父亲和我把四方矮桌抬到中间，全家一人一方坐定。也许因为饿极了，我和罗广觉得这顿简单的饭菜特别香甜可口。母亲见我们一副狼吞虎咽的样子，忍不住笑道：“慢点吃，别噎着。”一面又给我们碗里添菜。父亲炫耀地讲起他如何手巧，如何勤快，这桌子、凳子、里屋的箱子以及烧水用的煤油炉子，都是他亲手做的；走廊里码的那些木柴，全是他东一块西一块捡的。他现身说法地教导我们兄弟，人只要勤快、肯动手，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饿肚子。母亲打趣道：“你好了吧，我找不到工作，我们一家人都要饿肚子了。”父亲放下碗， 抹抹嘴说：“不要急，管五七连（即后来的劳动服务公司）的是我们一个湖南老乡，我去找找他，他会帮忙的。你耐心等待吧。”母亲喜形于色，笑吟吟地对我们说：“孩子们，明天爸爸妈妈带你们去上学。” 晚上，父亲的鼾声响彻了整个房间，母亲却在黑暗中展转反侧，无法成眠。旅途的劳顿已使她的身体相当疲惫，但对新生活的憧憬又使她的大脑异常兴奋。她思想的断片像风暴前的云团一样飞驰，盖过了她３５年所走过的全部路程。 王凤兰在中河口方圆几十里的地方也算是个响当当的人物。她十八岁入党，二十岁被任命为中河口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兼团支部书记。凡是中河口开会、搞活动，都会出现她矮小丰腴的身影；她是主要的组织者之一，而且几乎每次她都要上台讲话。她只有小学文化，水平有限，可她的听众大都是文盲或只读过几年书，学历比她高的寥寥无几。 此间经亲戚介绍，她与在部队超期服役的万福庵青年罗朝美结成了信友。万福庵距中河口六、七十里，她从未见过他。听介绍人说，他在营部当文书，因政治突出而入了党。最令她动心的是朝美的政治热情，她是共产党毛主席最虔诚、最忠实的拥护者，朝美在这方面与她完全一致，他们是志同道合的战友和同志。待见了朝美的来信，他那工整漂亮的字迹又给她以耳目一新的快感，犹如扑面拂过一阵春风；再一看他那满满五页的学毛选体会、对当前形势的分析，更觉鞭辟入里，句句肫恳。鸿雁传书半年多后，她坚信自己已爱上这位思想进步的青年军人了，以至他们在媒人的安排下见面时，朝美一米六０的矮小身材也没使她觉得有什么不妥，毕竟自己比他还矮几公分嘛。她见到的全是优点，他窄长的脸庞是那么英俊；他的谈吐既文雅又风趣；他的微笑更是温和魅人。一句活，她未来的夫君就是他了。两人定情之后，朝美就去了越南，他是工程兵，奉命去给越南人修铁路。那时越南战争刚开始不久，美国佬的飞机每天都在狂轰乱炸；她惦记朝美的安全，心悬得跟什么似的，日夜盼望他来信。他入越后的第一封信来了，信上讲他的脚受了伤，不过不是敌机炸的，而是慌慌张张躲敌机时，被山上的竹桩子扎的。她既心疼又好笑，日夜祈祷心上人平安。又过几个月，朝美来信说他已回国准备转业。从他以后陆陆续续的来信中，她知道朝美已脱下军装，转业到一个新组建的国防保密单位工作了。新单位正在选址，一会儿在襄樊，一会儿在十偃，后来又到了陕西省略阳县一个叫茶店的地方。在最后一封信里，朝美说单位地址业已选定，就在距茶店镇十余里的黑河坝公社。单位采用部队番号，全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字８０９部队，简称８０９。领导已批了他两个月婚假，他不日将回中河口与她团聚云云。她欣喜若狂，在一种欢快的激动和莫名的羞涩中做好了出嫁的准备。６６年４月，朝美来到她身边，两人举行了简朴而温馨的婚礼，意醉神迷地坠入了新婚爱河。 婚后，朝美身上种种要命的缺点逐一暴露出来。先是家庭的赤贫。朝美的父亲６０年就病死了，她无从得见；婆婆倒在，他们结婚时也来了，可就来了个光人，一分钱的表示也没有。相反，走的时候朝美还给了她两百块钱。人的出身是无法选择的，不说也罢。但他的另外两个毛病真叫她受不了。一是为人吝啬，二是脾气暴躁。当然她王凤兰也是一个性子倔强、争强好胜的人，结婚没几天，两人即开始了无休止的争吵。吵架的原因不外是朝美吝啬小器。一次，她同父异母的哥哥来了，开始朝美还给他敬几支烟，后来觉得这位大舅烟瘾委实不小，就躲到房里自己偷偷地抽，不想又被大舅撞见；于是大舅不辞而别，至今耿耿于怀。两口子自然是暴吵一场。另有一次，她到妹妹家去，管朝美要钱，岂料他就给她两块钱，仅够个路费；气得她当时就把那两元钱甩到他脸上，将他一顿臭骂。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但是吵归吵、骂归骂，她可从来没想过离开朝美。从一而终的烈女观念在她脑子里根深蒂固；再者她这个主管共青团和妇联的大队副书记自己闹出了离婚的笑话，又怎么去教育、开导别人呢？好在朝美在中河口待的时间不长，两个月婚期一满，他就回陕西上班了。她对他的不满与憎厌也随他的离去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丝淡淡的哀怨与绵绵无尽的相思。翌年阴历十月，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呱呱落地了，是个男孩。名字是朝美回来起的，那时文革已闹了一年多了，朝美说希望我们的孩子做一个文革新人，就叫他文新吧。文新三岁的时候，她带着他第一次去了陕西。在那里她了解了朝美的工作环境和生活习惯。黑河坝在秦岭南坡和巴山北麓的交会处。青山脚下，绿水盘绕；山明水秀，相映成画。尤其是那些嵯峨、陡峭的高山，令她这个湖区长大的人眩目惊心。８０９的厂房、办公楼和居民区就建在山脚下、山坡上和河坝里。朝美在单身楼有间房子，自己开伙做饭。当时他的工资是４４块５，而他每月的生活费绝少超过１０块钱。剩下的钱他一分不少地存进了银行。省俭的习惯是在部队里养成的，那时吃穿不要钱，他每月的津贴几乎全部存了起来。他每年往家里寄的钱及结婚的一两千元花销就来自这笔积蓄。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她终于明白了朝美何以会吝啬、手紧。生文新的那一年，他走的时候只留了４０块钱，她也能够理解和原谅了。朝美不节省又怎么办？他家境贫寒，唯一可以依靠的人就是他自己，而他又没多大本事。工资那么低。她为朝美坚忍的节约精神感到心酸，同时也感到骄傲和欣慰。 从陕西回来，她生下了他们的第二个儿子。朝美给他起名罗广。爱看书读报的他得知又添子的消息时正在读《红岩》，《红岩》的第一作者叫罗广斌，他信手拈来，去掉一字，做了小儿子的名字。罗广两岁了还不会走路，他是伏在妈妈背上离开中河口的。当时中河口大队重新规划，她家的老屋要拆，老母和弟弟去投奔山区的大哥，他们娘仨无处栖身。在朝美的坚持下，他们去了万福庵。 罗家的房子还是土改时分的，三正两偏，土墙瓦顶木板壁；因岁月侵蚀而变得灰暗破敝。他家有十个孩子，朝美是老五。房子东头住着六弟，西头是八弟，中间是留给在部队当兵的老幺的，婆婆暂时住着。诸兄弟中朝美学历最高，读了个初中。其他弟兄认为老五读书花光了家里仅存的一点银元，一致拒绝再分他一份家产，对他们娘仨入住罗家也持排斥态度。可怜他们住的是什么地方！堂屋后面狭长的一偏，阴暗潮湿，不见天日。住进去两天，床底下就钻出一条蛇来，她吓得半死。一下雨到处都漏，所有的盆子、桶都用来接雨水。就连这种地方都住不长，一年后，老幺退伍回来结婚，婆婆要住那间偏屋，一个劲地赶他们走。她只好拿掉肚子里一个四个月的胎儿，挣扎着请人在罗家后面的山冈下修了一桩两间一偏的房子。因为时间仓促，都没来得及告诉朝美。 搬到万福庵后，她凭借自己在中河口的特殊身份当上了大队信用社会计，每天背着个包，徒步奔走在全大队上百户人家之间，收、放贷款。农忙季节，她和其他社员一样下田割稻、插秧，不分白天黑夜地干。这些她都还受得了，使她倍感沉重的是家务劳动。她一个女人拉扯两个孩子，什么都要她动手。在万福庵，吃米要挑谷子去十里之外的大队部辗；吃水要去离家两三里地的井里挑；烧柴得自个儿上山去砍。过日子全是肩和腿的工夫，脚底起泡、肩膀破皮是家常便饭。每当夜深人静，她守着两个熟睡的孩子，揉着自己疼痛而沉重的身体，不禁产生了摆脱它的渴望；而这渴望本身也是沉重的，她也企求摆脱。这种艰辛的生活持续了五年，她的忍耐已到了极限。朝美又一次回家探亲时，她终于爆发了。她吵着要离开万福庵，到陕西去。文新一岁多的时候原本有过一次机会，８０９允许职工的农村家属到黑河坝插队落户。朝美已办好了各种手续。不巧那年弟弟要去当兵，她再一走，家中就剩老母一人了。老娘摔锅砸碗地骂了一个多月，她只好放弃了。 这次拦阻她的是朝美，胸无大志、目光短浅的他居然还想回万福庵养老，极力劝她安于现状，不要胡思乱想。她自然不听，两人吵得很凶。她声色俱厉地说：“罗朝美，你不带我离开这个鬼地方，我死给你看！”朝美不这所动。她摔门进到里屋，越想越痛苦，越想越绝望，遂从床下翻出一包老鼠药，仰脖狠命吞下。幸亏朝美及时发现，她保住了性命。妻子疯狂暴烈的行为震撼了朝美，他把自己关在房里抽了一天闷烟，终于决定带妻儿去陕西了。四天前，一家四口离开了万福庵，经过几十个小时水舟路车的辛苦旅行，他们到了略阳；在略阳８０９招待所住了一宿，次日坐单位班车来到了黑河坝。
８０９子弟学校建在黑河的沙洲上，清一色红砖黑瓦的平房，分中学和小学，皆呈四合院形；房前屋后种满了粗直挺拔的白扬树。离学校不足百米处便是黑河，河坝上还有些房子，红色的是８０９的配电房和水泵房，灰色的则是黑河坝公社的中小学。
翌日，父母带着我们两兄弟找到了小学校长。校长借口他们的五年级课程快，我跟不上班，把原本读五年级的我贬到四年级就读。罗广在老家读二年级，语文、算术常考三、四十分。子校二年级的老师出了份算术试卷给他做，爸妈在旁边陪考，他做得满头大汗；难为他居然考了６０分。老师点点头，让他跟班读了。
子校的学生分为三部分，其主体是河对岸吃商品粮、住单元套房的８０９子弟；一小部分是我们这种父亲是８０９职工，母亲吃农村粮的半工半农人家的子女；还有少数是黑河坝当地老乡的孩子。老师和吃商品粮的同学看我们后两部分人的眼光有些异样，讥讽中透着蔑视，总觉得我们这些人可怜、可笑。罗广还小，不懂这种眼光；我却深深地受到了刺激，发誓要在学习上超过那些看不起我的同学，并证明给那些势利的老师看，出身低微的孩子照样成绩好。因此我读书很用功。
３号楼住的全是我们这种半工半农的人家。家属子女户口不在职８０９，而是插在黑河坝的各个大队；我们娘仨的户口落在与３号楼一河之隔的阴坡大队。我们这种性质的家庭全部集中在黑河以北的３、４号楼。黑河以南是冯家坪大队，８０９的住宅区和厂区就建在那里。住冯家坪单元楼房的全家都是城镇户口。一条由西向东的黑河把两种身份、地位不同的家庭泾渭分明地隔开了。
对于３号楼的孩子来说，楼前那条宽坦的柏油马路就是我们嬉戏玩乐的天堂。马路靠山的那边是一条浅沟，一下雨就会被从石壁缝里流下来的山泉水灌满。马路与楼房之间还有数尺宽的泥地，有几户人家拣肥沃的地方开垦了几块菜地。我们游戏的项目传统而且简单：踢沙包、跳房子；男孩子在泥地上打玻璃球，女孩子在马路上跳皮筋、踢毽子，偶尔还会交叉起来玩。日落时分，这条不足百米的马路上满是小孩，儿童天真稚嫩的欢叫声从青山脚下腾起，在澄清静碧的高空中袅袅地散去。
３号楼东头是一个长长的斜坡，坡底两道铁索飞架黑河上空，直抵对面那座高山的顶峰。此地磷矿储量丰富，负责开采的有茶店区和汉中地区两家磷矿。铁索便是用来运矿的简易滑轮。矿工们在山顶挖矿，将矿石装满一铁皮箱后顺索道送下。我常站在河边呆呆地望着那个铁皮箱，它呼啸而下，箱底的开关撞在一根立着的铁杆上，“轰”的一声，底盖洞开，矿石漏尽。停了半晌，又一箱矿石从山顶滑下，下面的空箱也随之缓缓上行。铁皮箱越来越近，空箱则越离越远，渐渐变成一个黑点，直至不见。铁皮箱“轰”然一响，又变成了空箱。如此一上一下，反复不已。
天黑后，我喜欢站在楼头的马路上眺望冯家坪的万家灯火。那些繁星似的灯光给我一种新奇神秘而又温暖踏实的感觉，令我心驰神往。那是城市之光，山沟里的城市之光。它们像灯塔一样照亮了我人生的道路。我知道，我迟早会溶入那片金色的灯火之中。
我们上了两个月课了，母亲的工作仍无着落。她每天在家里烧三顿饭，之后便伏在栏杆上目送目接两个孩子上学、放学。管“五七”连的老乡已答应帮忙了，她心里也不是太急，做完家务便沉浸在对未来生活的遐思中，她那张因脱离了农村劳动而日见丰润俊秀的脸上漾满了自信的微笑。
春末夏初，老乡带来了好消息，８０９托儿所缺人。母亲眉花眼笑地上班去了，带那些一两岁的小小孩。她上班要走半个多小时的路，走河坝经黑河上的４号桥，再爬两段石梯，就到了冯家坪。８０９子弟上学走的也是这条路。从石梯上来，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幢临河的两层长楼，下面一层是门面，正对着马路。上面是８０９商店。商店左前方的一幢小楼便是托儿所。
孩子们上学了，她也上班了，家里的日子终于可以稳定下来了。母亲打心眼里感到满意和舒畅，常常从梦中笑醒。美中不足的是，８０９的木工房在３号楼后面，与４号楼连体，像是它的尾巴。他们常常晚上干活，电锯剖木头的撕心裂肺的吼声吵得人无法入睡。那种一声紧似一声的怪叫日以继夜地萦绕在耳边，最后不注意了，脑子里仍觉得远处有个电锯在没完没了地响。
７０年代初，该实验中心重新上马，另外三个所建在了安徽合肥的董铺岛，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合肥分院。而陕西的８０９在建成之初便成了弃儿，中科院将它甩给了当时的十院，即雷达工业管理局。
父亲开始在８０９政治部当了五年机要秘书，后因陆续来了许多大中专毕业生，可谓龙腾虎跃，人材济济，机关里的岗位要让给他们。单位相应作出规定，凡行政级编制的机关人员一律要有中专以上学历，不符合规定者转岗。父亲只有初中文化，自然在转岗之列。他也想趁着年轻学点技术，作为立命安身之本；于是下到机动科当了一名电工。
父亲在变电站上班。变电站在略阳商店北头的山坡上。略阳商店是略阳县百货商店设在黑河坝的子店，当地百姓不明所以，指呼为略阳商店。
父亲常带我和罗广去变电站劳动。拉开两扇沉重的铁门，迎面是一溜低矮的、枝叶扶疏的苹果树。甬路边赫然立着两台嗡嗡作响的变压器。值班室旁边的围墙上开了一道门，门外有一块坡地，是父亲和另外一个电工开垦的。父亲在地里种过土豆、红薯、南瓜、西红柿和辣椒。每次干活，都是父亲挑大头，我和罗广人小力薄，只是帮着打打杂。父亲像个农民似的，脖子上搭着一条湿毛巾，挥汗如雨地挖地、锄草、浇水浇粪。两兄弟负责将他锄掉的草拣到地头、帮他浇水、在收获季节拣红薯、土豆等等。只要我们哥俩在场，父亲的嘴是闲不住的，我们只好一遍又一遍地聆听他的谆谆教诲。
“生活烧吃两难。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没有一件不麻烦。我带你们两兄弟来干活，并不指望你们帮我多少忙，而是希望你们通过亲身体验，明白这样一个道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人要勤劳才会过上好日子，懒惰的人一辈子吃苦受穷。”
当然，有的时候是我们因干活不力而挨父亲的骂。这种劳动锻炼的结果，是我们明白了劳动光荣、懒惰可耻的同时，也对劳动产生了畏难情绪，劳筋动骨的事儿一点也不好玩。我们宁愿在家做功课也不想去变电站劳动。父亲发现这种苗头后便对我们施以强力，不去就打。没奈何哥俩只得噘着嘴巴，怏怏地、远远地跟在后面，心里对他恨得要死。
哥俩最渴盼的事情是过年。我们家迁居黑河坝的头一个新年正好是八十年代的第一个春节，那种欢乐喜庆的气氛是我们在乡下从未经历过的。母亲给我们做了新衣，军装绿的棉袄罩衫、浅灰色裤子、一人一顶皮帽子；父亲又从汉中买回了鞭炮。吃过年饭，哥俩每人揣上一兜散炮，拿上父亲给点燃的香烟，乐呵呵地下楼放炮去了。除夕，每人手里捧着一张挺刮的、散发着油墨清香的伍元新钞进入梦香。初一天尤未亮，受父母之托，哥俩一骨碌爬起，用竹竿挑着一挂鞭炮，下楼点燃，噼里啪啦往东走，此之谓出行。
春节后，我们家喂了一头猪。猪喂在楼头一个与父亲相熟的黑河坝老乡家的猪圈里，父亲和母亲每天轮流端着满满一盆猪食去喂它，乐此不疲。这是父亲增收节支计划最重要的一步。其次是将阴坡大队分给我们家的几百斤玉米蹚水抬回来，磨碎后或和米煮，或蒸成窝头吃，吃得哥俩眦牙咧嘴，叫苦不迭。此外，父亲又在楼后的山坡上挖了一块地，种上西红柿和辣椒，交由母亲管理。父亲不厌其烦地教导我们说，勤是摇钱树，俭是聚宝盆。光勤不俭，钱都花干；光俭不勤，无钱可存。只有又勤又俭，家里才会有钱。父亲在这方面身体力行，辛苦劳作之外，是异乎寻常地省俭。他经常去汉中送表，每次进城，连两三毛钱一碗的馄饨都舍不得吃，通常就是啃两个五分钱的烧饼。父亲常年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劳动布工作服，脚穿一双破旧的黄胶鞋。干活的时候，他头戴一顶草帽，裤腿转到腿肚子上，与黑河坝的老农无异。母亲也同样简朴，常穿旧得不能再旧的灰裤子，白色或淡淡彩格的的确良衬衣，衣领扣得整整齐齐的。她和父亲其实也有几件好一点的衣裤，但都放在箱底，舍不得穿。
黑河坝四面环山，山与山之间又绝不相连，宛如古埃及的金字塔。山间的罅隙也不是深涧大谷，而是黑河、白河以及一些羊肠鸟道。翻过一架山头，又是一个由数座山峰围住河谷或平坝形成的村庄。这一座座高山，一个个村落，就像银河系中数不清的星系一样，构成了莽莽苍苍的秦巴山区。
春天的黑河坝，山清水秀，如烟似梦。蔚蓝的晴空下，群峭摩天，萦青缭白。这些高峻的大山，桀骜不驯、气势磅礴地屹立在明丽的寂静中，向世人昭示着一种古老而又庄严的力量。山脚下悠悠流过的黑河，澄清如练，闪烁着蓝宝石的幽光。河坝上那碧青的水稻、绿油油的麦苗、黄灿灿的菜花、紫白色的蚕豆花，中间点缀着一些艳若朝霞的红杏夭桃，绝似一幅五色斑斓的彩锦。加上四周围着一排排青翠葱茏的白扬树，给人一种仙乡乐土、世外桃源的感觉。
春天是游玩的季节。在母亲的恩准下，我和罗广做完作业即可下楼玩。哥俩像两匹喷着鼻子撒欢的小马驹，或爬到半山腰偷老乡的苹果；或跑到河边钓鱼、放风筝，在丝绒般柔软的草地上打滚；或顺着马路，沿略阳商店往前，经黑河上的那座双孔石桥――２号桥，倒走一个Ｕ字，一直玩到冯家坪，最后走河坝经４号桥回来。沿途的水光山色、花草树木，令我们赏心悦目，流连忘返。
父亲长年在变电站值夜班。这年春天，单位给变电站配了一台黑白电视机；哥俩长这么大从未见过这么神奇的东西，一下子被它迷住了，几乎每晚都跟父亲去变电站看电视。
不久，第一部国产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开播，立刻风靡了全８０９。我和罗广连功课也不做了，吃完饭嘴一抹就随父亲去变电站占位置，因为看这台电视的还有其他电工及家属不下二十人。但母亲没去，她说她看家，其实我们清楚，她是要休息她那疲惫的身体。
母亲的生活异常辛苦和单调。每天除了上班，还要忙家务，洗衣、烧饭、搞卫生，无所不做。稍有闲暇，又要喂猪、种菜，或者出去扯猪草、捡黄豆、麦穗、花生之类，很难见她停下来休息。母亲素患痔疮，一累狠了就便血；蹲完厕所便头昏眼花，走路摇摇晃晃的。这时候，她便上床躺一会，头不昏了又接着干活。
入秋后母亲换了工作，托儿所进了几个年轻姑娘，她被辞退了。在“五七连”老乡的帮衬下，母亲又烧起了锅炉。锅炉房在冯家坪的厂区内，比托儿所远一倍；劳动强度也大得多。母亲头上搭着一条湿毛巾，一锹一锹地往红彤彤的炉膛里添煤，炉前的温度即使是冬天也与炎夏酷暑无异。母亲日复一日、风雨无阻地上着这个班，从未抱怨过什么。农村沉重的体力劳动炼就了她一副健壮结实的身体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和万福庵的田间劳动相比，烧锅炉的确不算什么，何况付出的汗水也有代价，她每月都能领到三十元工资；不像在农村，累死了也挣不到钱。
冬天，我们全家不辞劳顿，徒步五、六里去锅炉房洗澡。为了避人耳目，我们通常是晚上去，有时候还要排队等待，因为烧锅炉的不止母亲一人，大家同样要洗这种免费澡。
一天，洗完澡，母亲给罗广穿衣服，无意间在他左臂靠近腋窝的地方摸着了一个坨，一按罗广疼得一缩。她第一个念头就想到了瘤子，恐惧顿时像冷水一样浸透了她的全身。她忙把这一发现告诉了朝美。父亲也十分害怕，但他劝母亲不要慌，他们先带罗广去勉县检查。
到了勉县，县医院不能确诊，只说有可能是肿瘤，建议开刀。父母犹豫不决，我们全家笼罩在一层疑惧和忧郁的阴影里。母亲不停地流泪，她的两个孩子怎么就这样多灾多难呢！文新十个月的时候，右边腋下长了拳头大一个脓包，疼得他整宿整宿地哭。她和妹妹带他去常德开刀，脓血稠如麦酱。医生在他的创处塞了两根一米多长的药捻子，看得她心疼如割。文新婴幼之年即遭此磨难，元气大伤，对他以后一个显著的影响，就是不长个。他今年十三，可比人家十岁的小孩还矮。现在罗广又生了这个无名之病，叫她如何不悲伤、不焦心如煮呢？
罗广的病情加重了，胳膊里的小包一碰就疼。病急乱投医，母亲带他来到８０９医院。当班医生是个三十多岁的女大夫，身体较瘦，姓张；是正规医科大学毕业的。她把罗广的胳膊翻来覆去摸了半天，沉吟着对母亲说：“这不像是瘤子，暂时不要开刀。我怀疑是淋巴结发炎。我给孩子开点药吃吃，再打几针青霉素；看能不能消下去。消不下去我们再说，啊？”
一天晚上，我和罗广被里屋一阵凶猛地争吵声惊醒了。父亲粗声大嗓地恶骂着，母亲一反常态，凶声回骂；极度的愤怒使她忘了外面的孩子。父亲毫无收敛之意，愈骂俞狠，俞骂俞毒。母亲突然哭了，呜呜地骂父亲是畜生、王八蛋。接着乒乒乓乓一阵乱响，两人打起来了。
罗广吓得缩在被窝里一声不出。我是老大，只得起来劝架。我乍着胆子敲了两下门，里面又起了一阵骚动，似乎是一个要开，一个不让。我又敲了两下，门开了。是父亲开的门，他的手还搭在门锁上；但他的头掯着，身体弯成了九十度，因为他的头发被母亲牢牢地攥住了。为了不使头被老婆按下去，他不得不像个摔跤手似的抓住她的肩膀。两人都穿着短裤汗衫，弯腰僵持着，那架势就像两头顶架的水牛。母亲不停地用脚踢着父亲，见我进来，不免有些分神。父亲趁机以十几根头发的代价让头获得了自由。母亲急忙再去揪他的头发，但双手被父亲死死地掯勒住了，动弹不得。
我的心始终是向着母亲的，现在见她吃了亏，忍不住冲着父亲尖叫起来：“快放手，你这个流氓！欺侮女人算什么本事！”父亲吃了一惊，这是我平生头一回骂他。他怒不可遏，若不是母亲钳制了他，他定会冲出来狠揍我一顿。
父亲用力压住拚命挣扎、踢打的母亲，满嘴喷沫地朝我吼道：“小杂种，你没见这个泼妇在踢我的下体吗？！她想置我于死地啊！”
母亲听了这话，不期然停止了踢打。她哭着穿好衣服，一头冲出门去。父亲 慌了，也无暇计较我刚才的冒犯，叫声：“文新，快跟着你妈！”拔腿追了出去。我心里突然掠过一阵恐惧，这恐惧和我当年得知母亲吞食老鼠药后产生的恐惧一模一样。我跌跌撞撞地追下楼去，提心吊胆地跟在他们后面。
时候已过夜半，没有月亮。微弱的星光下，三个相隔一段距离的朦胧人影在马路上匆匆疾走。母亲走下３号楼东头的斜坡，径直朝回水湾扑去。坡底地势平缓，黑河在此流速放慢，小股水流上溯回走形成一湾静水，故称回水湾。父亲和我魂飞天外，拚命朝母亲跑去。就在母亲一只脚踏进水里的一刹那，父亲从后面抱住了她的腰。母亲挣扎着哭叫：“放开我！我不想活了，让我去死！”父亲死抱住她不放。我拽着母亲的胳膊哭道：“妈，你不要这样嘛！我们回家去。”父子俩硬是将母亲抬回了马路。她便横躺在路上，蹬脚捶地地哭个不休。我和父亲默默地守在旁边，生怕她爬起来再寻短见。
母亲其实不是真的想死。她哭累了，嗓子哭哑了，就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尘土，一声不发地往回走。父子俩像来时一样紧跟着她，心里的一块巨石总算落了地。
事后，母亲告诉我，他们吵架的原因是父亲不让她掌管经济大权。自结婚以来，家里存了多少钱，她分毫不知。经她这么一闹，父亲让步了，让她查看了所有的存单。存款总数竟高达七千元。
当时父亲和母亲的工资加起来也不足百元，七千元可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由于全家人一起生活开销大，这两年存的钱有限，其主体显然是父亲在十几年的单身生活中以一种蚂蚁啃骨头的精神日积月累攒下来的。母亲从父亲这笔不菲的存款上看出了他性格上闪光的部分：节约，不乱花钱。这七千元除大大增强了这个家抵御风险和不测的能力外，还极大限度地鼓舞了母亲对家庭的信心和勇气。她原谅了父亲对她的伤害，以更大的热情投身到紧张忙碌的生活中去了。
我和罗广的冲突来自他对我的反抗。我一贯信奉弟弟必须绝对服从哥哥，不但对罗广呼吆喝六、颐指气使，还对他自己想做的事横加干涉。罗广对我烦死了、恨透了，就用他在爸妈吵架时学来的脏话骂我，以泄心头之愤。他既敢反抗，我就要镇压，经常揍得他哇哇痛哭。我打罗广如果被父母撞见或是罗广事后告状，我就得挨父亲的拳头；所以每次打完了我又把他抱在怀里哄劝、安慰，直至他回心转意为止。一次，我发蛮将罗广从床上拖到地下，拳打脚踢。他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弱息奄奄。我吓坏了，赶紧把他抱上床，抚慰半晌；又去厨房打了两个荷包蛋喂给他 吃。可怜的、稚嫩单纯的弟弟居然就这样原谅了我这个穷凶极恶的哥哥，破涕而笑了。
随着生活担子的逐年加重，父亲的脾气越来越坏，打骂两个儿子也成了家常便饭。罗广虽然敢反抗我，却不敢顶撞父亲，挨的打相对就少得多；我却因处在十四、五岁的青春期，血性初起，屡屡抗拒父亲，又爱欺侮罗广，因此父亲下狠手打的通常是我。
我们挨打的原因和父母吵架的原因一样平淡而不可避免。哥俩兴之所至，难免会做出一些荒唐、惹人厌、父亲见了手痒的事，引火烧身。我从小就不稳重，毛手毛脚的，母亲说我是插不稳的一支蜡；家里因我而毁损的东西委实不少，但父亲都一一为它们报了仇。我每次挨打之后依然故我，丝毫没有长进。父亲打人轻则栗暴，重则拳头，较少用耳光，故而我们挨打的耻辱感不是很强烈，更多的是自认倒霉和自叹命苦。我有个坏毛病，喜欢拣碗橱里的菜吃，父亲每次撞见都要请我吃栗暴，骂我是小偷、贼。再因为钱的事哥俩也没少挨打。有一回罗广在变电站掉了两分钱，父亲赏他两个栗暴后，又硬逼着我们俩转去找了两次；结果依然没有找到。另有一次，哥俩去勉县玩，中午把母亲给的五块钱吃光了。父亲问明我们不仅吃了馄饨，还吃了小笼包子，勃然大怒，每人捅了几拳后，又罚跪，跪得两腿酸麻才让起来。
五
不觉已是麦收季节，黑河坝风景绝佳。银蓝色的天空中轻涂淡抹着纤薄、细散的白云。明灿灿的阳光下，绵亘起伏的山岚仿佛披着绿色的挂毯，青翠秀丽，令人神往。那几座孤傲的山峰好似癞子的头，裸露着块块点点炸山采石留下来的疤痕。清澈的河水绕山流转，强烈的阳光雨一样投洒下来，随处跳荡着白金似的波光。那条通向外界的柏油马路宛如一条长长的黑蟒，在绿水青山中蜿蜒游走。山脚河坝的绿树间，点缀着幢幢红黄青灰的楼房和栋栋黑褐色的农舍；更有山腰里的那些农家，荫蔽在郁茂的树林中，只见饮烟，不见屋影。
而天气却日见燠热。山脚的白杨树、刺槐树，山上的核桃树、柿子树和板栗树在烈日下毫无生气地泛着白光。树间的鸣蝉更是此起彼伏、无休无止地叫着烦热。柏油马路被太阳晒得松软湿润，黑油油的像是一条上了漆的、闪光发亮的宽腰带。黑河坝的老乡把割下来的麦子整齐均匀地铺在马路上，让往来的车辆辗压脱粒。陕南一带，每年六、七月间，柏油马路上便铺满了或厚或薄的小麦，雅称“千里大晒场”，令过往的司机叫苦不迭。乡领导告诫说，沥青有毒，马路上晒出来的麦子有损健康；老乡们笑道，我们自己又不吃，都交公粮了。照晒不误。
黑河坝夏天温差较大。白天热风像砂纸一样蹭着人的皮肤，晚上却是水一样清凉。夏夜的赏心乐事莫过于去冯家坪看电影了。８０９每个月都要放三、四部电影。８０９商店前面有一个灯光球场，除供举行篮球赛外，另一个主要功用，就是放电影。每逢有电影的晚上，黑河坝黑魆魆的田野里便会亮起无数火把和电筒，人语喧哗，脚步杂沓；方圆十数里的老乡呼朋引伴，蜂拥而至，在灯光球场紧挨着８０９的人围成一堵厚厚的、密不透风的人墙。
山里人洗澡不勤，身上难免有些异味。８０９的人开始很不习惯，或掩鼻，或敬鬼神而远之，或嘴里喃喃呐呐骂个不休。但日子一久，他们也便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大家乌压压地挤了一球场，相安无事、其乐融融地看着电影。
黑河坝年年夏天都发水，时大时小。黑河、白河河床宽浅，源头又在山里头，雨水冲刷过山谷后夹着泥沙，汇聚在一起奔流急下，碧清的河水很快为之变色。通常下一两天雨，冷不丁一望，河水就已涨上来了，一片浑浊。雨止天晴，太阳晒上几天，河水又清澈如故。
今年夏天气候有些异常，从六月到八月初就只下过两场小雨，大部分时候都是烈日当空，炎蒸暑热。土地被烤裂了，接近地面的空气像透明的火焰一样颤抖和闪光。
八月中旬一天，浓云蔽日，天空白灰灰、光闪闪、闷沉沉的，热得人跟蜗牛一样，身上汗黏黏的。正午时分淅淅沥沥地下起了小雨，焦干的土地略得润泽。下午天色变暗，雨势增大，向晚竟成飘泼。
次日上午雨停了，太阳依旧不见。下午复又猛下起来，哗哗的暴雨形成一道白蒙蒙的水幕，亮光闪闪，雾气飘拂。地上水泡成片，积水横流。
此后一连几天大雨滂沱，天都快下沉了，河水涨到了历史最高水位，暗黄色的浊流喷吐着泡沫，翻滚澎湃，浩浩荡荡地奔腾东去。
天公仍在发怒，大雨如注。雨脚笔直地密密匝匝地倾泻下来，天地间弥满了那种单调、凄凉、绝望的窸窸唰唰的雨声。
山洪是１９号凌晨偷袭黑河坝的。１８号深夜，雨突然停了，黑河坝笼罩在一阵可怕的寂静之中。蓦地，一片雪白的闪光从东北方耀起，将大地照得如同白昼；而后所有的电灯都熄灭了，地狱般阴森的黑暗主宰了一切。大家开始还以为是闪电，但迟迟没有听到雷声。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地震啦！”因天气怪异而疑心已久的人们信以为真，立刻倾楼而出，各找平房避难。冯家坪甚至在楼前搭起了防震棚。父亲、母亲将家中的存折与值钱的东西卷成一包，带着两个儿子来到付业组大门口的一间平房栖身；我们一个湖南老乡在付业组上班，他们夫妇及两个女儿也和我们同室防震。
是夜谁也不敢合眼。雨不知何时又下了起来，而且下得比以前更大了。外面的人说那道白光是洪水淹没了茶店过去的五里河电站，致使高压电线短路而产生的火光；并非是地震前的地光。大家略感安心。凌晨三时许，天空漆黑如墨，暴雨倾盆。马路上有人惊呼：“不好了！涨水啦！”父亲、母亲忙撑伞出去探看；回来说洪水离三号楼还远，暂时不会有事。只是河坝的水塔被淹，里面值夜班的三个管道工生死不明。
洪水还在继续上涨，外面隐隐地有人哭喊，大概就是那三个管道工的家属，他们全都住在３号楼。我们担心洪水会漫过马路，涌进楼房，已作好了往山上跑的准备。想到洪水的肆虐可能带来的灾难，每个人心里都是沉甸甸的。
拂晓时分，雨住了。洪水冲到３号楼东头的斜坡后也停止了上涨，大伙提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白天来临，天色灰暗凄凉，仿佛深秋雨天的薄暮。人们纷纷来到马路边观看水势。这是一场百年不遇的山洪，黑河坝已是一片汪洋。水面上雾气缭绕，泡沫翻滚；河坝中央的学校和配电房踪影全无，只剩下一片白杨树的树梢刷着水响。连接河坝和冯家坪的４号桥竟不知所往；２号石桥桥面也已漫水，护拦断了几处。４ 号桥附近的那座圆水塔犹在，水面距塔顶不到一尺。三个管道工还活着，洪水把他们一步步逼上了塔顶；此刻正在上面手舞足蹈地呼救。
洪水冲断了那条柏油马路，并在靠近茶店区磷矿的地方引起山体滑坡，阻塞了河道，致使洪水回泛，淹了黑河坝。地势低洼的人家惨遭灭顶之灾，住在高坡及山腰上的山民幸免于难。８０９生活区地势较高，安然无恙。但厂区全部进水，车队的两个大储油罐被冲到了茶店。
远处，滚滚东流的洪水仿佛振鬣奔腾的马群，发出低沉、雄浑的吼声。近处，泥黄色的止水散发着动物腐尸与铁锈味相混合的气息，翻吐着白沫，起伏荡漾，悄语低吟。水面上漂浮着根根木头、死牲畜、柜子、箱笼、桌椅板凳、锅碗瓢盆；还有从学校冲出来的一只只篮球、排球、足球以及篮球架、单杠、双杠等等，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人们还看到这样惊心动魂的一幕：从白河上游漂下来一架木筏似的屋梁，上面有一个女人、两个孩子、一只狗和一口箱子。女人拚命向岸边招手，狂喊救命；但岸上的人束手无策，都大呼小叫着，眼看她们被汹涌的急流带走了。
次日，天放晴了，太阳重新露出了它那张久违的威猛严厉的脸。洪水缓缓退去，８０９开始组织营救三个困在水塔上的管道工。老百姓则忙着打捞水中的东西。我们家也捞了一堆木头，但后来全部上缴充公，支援灾民重建家园去了。
十天后，洪水退尽。黑河坝中央河谷变成了一望无际的沙洲。８０９子校及配电房被埋在了泥沙下面，人们挖课桌板凳和变压器时挖出了十几具尸体。８０９的职工又从浅水里捉起了大大小小百余条从山里头冲下来的娃娃鱼，饱享了这一珍馐美味。
马路路基被冲垮多处，路面破损断裂、变形的地方不计其数，看起来就像一条被人砸得稀烂的死蛇。８０９业已停产，吃的米面和学生开学用的课本都是全体职工及学生从茶店背进黑河坝的。
通向黑河坝以远山村的那条简易公路也被冲毁，粮食衣服等救灾物质全靠老乡用背篓背进去；一百多里的山路，老乡们走得直哭。
当地老乡损失惨重。黑河、白河上游住在河边低谷的山民房屋、人畜俱被洪水卷走。黑河坝受灾人口达三分之二，村子里凋敝残破，满目荒凉。８０９的职工家庭基本上没什么损失，大水一退，他们又恢复了往日的工作与生活。
夏天的黑河坝还有一桩盛事，就是捞鱼。有好事之徒在黑河或白河上游倒下一两瓶鱼糖精（一种鱼吃了会发昏的药），整条河的鱼都会晕头晕脑地浮出水面，有的干脆翻了肚。人们于是拿上自制的捞网，呼朋引伴地下河去捞鱼。
我喜欢捞鱼，但每每收获甚微。一天深夜，父亲叫醒我，说去捞鱼。我们打着电筒，在２号桥前面下水，顺流捞下去。不想那次药力不够，鱼是露头了，但相当灵活、机警，你休想网到它。折腾了大半夜，只捞到了几条小鱼。不过，那天晚上却有一个意外的收获。我们在河边的水草中碰到一只迷途的鸭子，父子俩围追堵截，忙了半天，终于将它擒获；带回去打了一顿牙祭。
以后父亲很少再去捞鱼，我却乐此不疲。好多次鱼没捞着，人却掉到河里，浑身湿淋淋地回来，惹得父母笑骂不已。
炎夏将尽，８０９又迎来了一桩激动人心的快事：看录像。那时录像刚刚在内地兴起，多是香港的武打连续剧和武侠电影。８０９从汉中租来录像带，利用自己研制的彩色电视转发机，配录像机向全黑河坝播放录像。此时３、４号楼均已配了彩电，可以清晰地收到冯家坪放的录像节目。为了抢时间，８０９通常把一部二十多集的连续剧集中在一两天内放完。于是我们往电视机前一坐就是一天，从早晨一直看到深夜。电视机放在二楼一间空房窗前，正对着马路。哥俩早早地来到电视机前的空地上占位置，我们周围很快就聚起了一片扇形的人群。父亲、母亲看到中间，又要回家烧饭、喂猪；晚上熬不住困倦，先去睡了；而我和罗广却总是坚持到电视机前只有几个人为止。
《霍元甲》、《陈真》、《姿三四郎》；成龙、于荣光、龙君儿，让我们欢喜，叫我们痴迷，令我们纯真无邪的梦增色添彩。哥俩打心眼里感到幸福和快乐。
换来我们无忧无虑的欢乐的是父母辛勤沉重的劳动。他们除了上班，还要喂猪、种菜、拣柴禾。尤其是喂猪，猪草打回来，需要切碎、煮熟，加猪饲料搅拌后倒进猪食缸里沤酸。我们家门口立着一个半人高的猪食缸，为了使缸内猪食常满，家里的每一个人都有打猪草的义务。但母亲怕我们影响学习，更多的时候是她一个人出去打猪草。
一天，雨过初晴。母亲正在楼后贴山的那条水沟里扯猪草，她佝着腰，头埋得很低。蓦地，一股刺鼻冲眼的气味扑面袭来，她像被火燎了一下似的急忙抬头，发现沟里不知是谁倒了一滩大漆在那里。当时她没有在意，到家才发觉脸有些红肿，不疼也不痒。到医院去看，说是大漆中毒，开了点药吃，却不管用。脸肿得一天比一天厉害，原来下巴尖尖的长脸肿得像馒头一样，眼睛只剩下一条缝。可母亲仍坚持每天去商店上班，见到她的人无不感到惊怪骇异。后来还是父亲从一位老中医那里打听到一个方子，买了好些中药回来熬汤，让母亲天天用药汤的热气熏脸。熏了一个多月，母亲那张怕人的肿脸才消回了原样。
大水过后，８０９子校搬到了冯家坪。小学设在厂区；中学设在医院后面一个叫山区的地方。山区即山间的平地，教室是几间废弃的实验室，而且只够从初一到高一四个年级，至于高二，竟被安排在了医院原来的太平间内。
为了方便我们三、四号楼的学生上学，单位在原４号桥剩下的两个桥墩附近用白杨树贴着水面搭了一座便桥。但只要一下大雨，这座小桥便会消失。冲了再搭，搭了又冲，如此反复了好几次，最后单位也懒得搭了，我们只好蹚河上学。涨水的时候，就走２号桥绕。
上学既愉快又烦恼，既轻松又辛苦。小学升初中我考了个全班第一，上了初中也一直名列前茅。罗广却老是成绩平平，没什么起色。父母对我的期望远胜于他，这使我感到很忧郁，生怕考不好而令父母伤心失望。但我还是喜欢学校生活，和弟弟一道上学，和同学一起嬉戏游乐，都是非常轻松惬意的事；做功课委实很枯燥、很辛苦，而考了高分后老师的表扬、同学的羡慕、父母的欣慰又使得这种付出很值得、很有代价。
母亲不仅在生活上对我们无微不至，在学习上也给了我们很多鞭策和鼓舞。她总是用我们家在８０９的地位激励我和罗广：“爸爸妈妈这辈子是落在人家后面 了，可我希望你们两弟兄发狠争气，现今在学习上，将来在生活上都不要输给人家。”
我们上学母亲操碎了心。在家里，她什么也不让我们做，一日三餐茶上手饭上手；衣服鞋袜全是她洗的。有时候父亲叫我们干活，捡柴禾打猪草什么的，母亲 便跟他吵架，说耽误了学习。哥俩去了学校，母亲心里也时刻记挂着我们。每逢下雨，她都要蹚河过去给我们送雨伞、雨鞋，连上晚自习也不例外。多少个雨丝纷披的夜晚，哥俩把书包顶在头上，刚刚跑到商店下面的马路上，就见母亲打着雨伞，夹着雨具，从昏暗的路灯影里朝我们走来。“文新、广儿！”母亲疼怜地叫道。一股暖流顿时充满了我和罗广全身的血管和神经。我们扑上去攀住母亲的臂膀，就像两个在大风大浪中颠簸了一夜的水手又回到岸上一样安宁和幸福。
我初中毕业勉强考上了中专，汉中商业学校打电话来问我可去上。当时我一门心思只想上大学，对中专毫无兴趣，不愿去。父亲却满心巴望我去，因为这是一个跳离农门的好机会。外人也说，早出去早减轻负担，大学多难考呀，别把孩子耽误了。父亲更觉得我该去了，苦口婆心地做我的工作，我不为所动。母亲支持我的决定，她责备父亲说：“文新不想去就算了，让他读高中吧。我就不信他考不上大学。”父亲只得作罢。可又恨我不听他的话，找茬骂了我一暑假。
黑河在不发水的夏天是清澈、温驯、包容一切的，是我们这些孩子的天堂。夕阳西下，澄明的空气中还残留着白天的余热，男孩、女孩们早已来到河边，各找地方脱衣，准备下水。深绿色的河水倒映着朵朵彩云，宛如粉红色的浮冰在缓缓地漂荡。随着一阵密集的“扑通”声，孩子们将这些“冰块”击得粉碎。
我和罗广也是黑河傍晚的常客。哥俩和大家一起在河中喧闹，打水仗、潜水抓人，或是爬到沙滩上摔跤打滚，弄得满身沙子再跳入河中洗净。到了八月份，我们还会偷老乡种在河坝上的花生吃。
有时下午太阳不大，哥俩还会单独行动，跑到回水湾下面的河里洗澡。那里地势低平，水流较缓，河中间有一块露出水面像牛背一样的大石头。石头周围是深水，越靠边水越浅。罗广不会游泳，只敢在浅水中玩；我则喜欢游上那块大石头，或立或坐，顾盼自得。一次，我鼓励罗广往深水里来来，我教他游。罗广听话地、小心翼翼地向我走来，冷不防一脚踏进深坑里，才叫了一声“哥！”头就不见了，只剩两只手在水面扑腾。我吓得魂飞魄散，拚命游过去，把他托出水面，推到浅水里。可怜罗广肚子已经喝圆了，嘴里不住往外吐清水，气息奄奄。
我高二那年，西头的邻居按千分之三的政策解决了户口，搬到冯家坪去了；我们住进了他们那套房子。这样，我们家在３号楼就有了三套房子。可母亲依然高兴不起来。
户口问题始终是母亲的一块心病。８０９每年都有千分之三的指标，但半工半农的家庭实在太多，得到它需要很强的活动能力；而父亲的活动能力可以说是零。眼看着同样条件的人家一户一户地农转非，我们却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母亲的心情是阴郁的、压抑的。尽管在人前她把头昂得高高的，目不斜视，可只要娘仨的户口一天不解决，她心里的头就一天也抬不起来。
这年春天，母亲因是农村户口而失业了。８０９商店缩编，已转到百货柜台的母亲和另一个吃农村粮的女临时工被辞退了。
从商店出来的头几个月，母亲和３号楼的几个家属一起修路。即修补那条被洪水冲得坑坑洼洼、边残沿缺的马路。热天到了，母亲出去干活通常穿一件薄薄的汗衫，回来时已被汗水浸透。母亲没有戴胸罩的习惯，她浑圆的、略有点下垂的乳房在湿衣下浮雕般地凸显着，配上她横扛一把铁锹，头发凌乱、步履沉重的样子，叫人好不辛酸。
马路修好了，母亲又告失业。此时我正面临高考，罗广也将初中毕业；父亲不愿动用积蓄，家里经济十分紧张。母亲深感不能就这样闲着，她得想办法挣钱。
８０９是指望不上了。在８０９干了六年临时工之后，形势发生了变化，在许多城镇户口的家属都没活干的情况下，农村户口的她已无再干临时工的可能。劳服公司的老乡下台了，朝美又不会来事，她唯一可以依靠的只有自己。
母亲想到了缝纫。她年青时曾给一个乡下裁缝当过４９天学徒，在万福庵住家时买了一台缝纫机，原本想在家里揽活开店的，终因技术不熟、活太少而作罢。搬到黑河坝后又买了一台缝纫机，在家里做些缝缝缀缀的活，也没想过其他的。如今到了生存危机的时刻，她心里豁然一亮，何不利用自己现成的缝纫手艺，在楼下开个裁缝店呢？
母亲于是买了两本裁剪书，一过揣摩学习，一边找地方。这时楼后的马路边已搭起了两间棚屋，西间是家理发店，东家是父亲一个同事家盖的，盖好了一直空着。母亲想着这间棚屋，叫父亲去说。那位同事倒也爽快，声明不要租金，只要让他会踩缝纫机的老婆入伙。母亲觉得这样也好，就答应了。
３号楼的裁缝店就这样开张了。每天早晨，母亲和父亲把缝纫机抬到店里，傍晚收工时又吃力地抬上楼去；母亲的搭档也是如此。搭档不懂裁剪，母亲负责裁衣，两人一块做，收入二一添作五，两家平分。
开始收的活很少。母亲凭着星点淡薄的记忆，看着裁剪书，按图索骥，一剪子一剪子谨慎地裁着；裁好后拿到４号楼一家有锁边机的人家锁边。头一个月，由于母亲生疏的裁剪和搭档拙涩的缝纫，店里做废了好几件衣服，赔偿顾客的损失后，二人实际所得不到十块钱。但毕竟没有赔钱，这个极富希望的开端大大鼓舞了母亲她们的干劲。两人信心百倍地接活、做衣服；剪刀嚓嚓嚓地轻吟，缝纫机嗒嗒嗒地欢唱。母亲边干边摸索、尝试。愈裁愈奇，愈剪愈巧，裁剪技艺突飞猛进；尤其是裤子，精熟老到，堪称一绝；搭档的缝纫机也越踩越好。第二个月，她们只赔了两件小孩上衣；第三个月，就基本上杜绝了这种现象，月收入也已升至５０元。
店里的顾客主要是去茶店赶集路过３号楼的黑河坝及更远山村的老乡，当然，３、４号楼的住户也是这里的常客。母亲的名声传出去后，冯家坪也有不少人来这边做裤子。穿上笔挺的、合身的新裤子，素来挑剔讲究的８０９人也会情不自禁地向母亲竖起大拇指。
母亲不可谓不聪明，年逾不惑居然无师自通地掌握了成衣之术，给家里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而这聪明里面又包含了多少心血和汗水，个中的酸辛苦涩，任由母亲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慢慢品啜。
父母含辛茹苦，给我们弟兄俩创造了一个宽松自如的学习环境，可我们并没有好好珍惜。搬进西头那套房子后，我就一个人住在原来的房子里，复习功课，以待高考。罗广睡西头房子的外间，也在父母的督促下，勉为其难地看书、学习，准备中考。哥俩其实都不好用功。我的阵势摆得挺大，模样装得也挺像。每天呆在房里，足不出户，三顿饭都要人喊；晚上看书至深夜，次日便夸耀地对母亲说：“昨晚我学到转钟两点。”或是“我昨天只睡了四个小时。”母亲总是啧啧连声，心疼地说：“孩子，你也不要太拚命了，身体要紧啊！”
为了给我补身体，母亲每天早晨都要蒸两只鸡蛋，冲一杯麦乳精，亲自端到我面前。罗广的早餐和我一样，但数量已经减半。母亲和父亲吃的却是自家做的大馍。
父母对罗广的中考显然不抱希望，每次看电影都带上他，却不准我去。我口中说，高考迫在眉睫，谁还有心思看电影！等他们一走，我便推出自行车，飞也似的骑到灯光球场。电影临散场时又提前骑回。母亲到家见我正学得起劲，感到异常欣慰，以我为样板训斥罗广道：“你看哥哥，多用功呀！肯定能考上大学；可你，只有当工人的命！”罗广鄙夷地看了我一眼，冷笑不语。
我的虚伪和狡猾罗广知道得一清二楚，但他从不揭穿我。一方面是他善良厚道；另一方面，偷看录像，我们是同谋。
８０９那时仍在放录像。母亲怕影响我们复习，坚决不让看。我和罗广也拍过胸脯，保证不看。父母白天辛苦，晚上一般睡得很早。等他们一睡着，我便轻轻地打开房门，蹑手蹑脚地下了楼。刚到楼洞口，蓦听一声低喝：“干啥去！”我惊了一跳，转身见罗广站在楼梯口，望着我嘻嘻地笑。我反问他：“你干啥呢？”
“上厕所。”这是罗广早已想好的理由。我也有个万一被父母撞见时的说法。
“我学累了，出去走走。”
“哥，我也学累了。”罗广的声音里透着某种乞求和希望。他知道他想如愿就得先过我这一关。
我寻思若要罗广不告发自己，唯一的办法就是拉他入伙。
“那你下来，我们一块去马路上溜溜。”
罗广立刻心领神会地走下楼来。
我看录像有个毛病，喜欢怜香惜玉。剧中貌美如花的女主角或女配角为救她们心爱的男人而死，我便会一连数天想着这个女人，为她的枉死悲苦惋惜，郁郁不乐。再有一些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女主角纵然不死，也会在我脑子里萦回盘绕，挥之不去。这严重影响了我的复习，制约了我在考场上发挥最佳水平。高考结束后，我的感觉特别不好，就像一连看了好几部女主角猝死的录像，心里悒郁极了。
不明真相的父母却对我充满了信心，放榜前把家里那头喂了一年的猪杀了，刚好卖了１８８块８毛８。母亲喜之不尽。眉花眼笑地说：“老天爷显灵了！我们家要兴旺了！文新必考上大学无疑。”
母亲碰巧蒙对了。那年陕西省的最低调档线４５４，我考了４６９分，因志愿填得过高，被录进了西北工业大学为三线航空基地培养定向生的大专班。罗广中专没考上，这早在大家的预料之中。父亲和母亲沉浸在罗家破天荒出了一个大学生的激动与喜悦里，对小儿子上不成中专并不在意；文新带了个好头，罗广也一定会发愤图强，考上大学的。
我去西安上学时正赶上８０９第二次搬迁，一大批科研、生产骨干离开了黑河坝，冯家坪的单元套房空出了大半。是年秋天，３、４号的住户全部搬到了冯家坪。这两幢楼送给了黑河坝，４号楼作了乡政府，３号楼作了黑河坝初中的教师和学生宿舍。我们家搬进了毗邻８０９医院的那幢楼的二楼。父亲积习难改，又在顶楼的一套空房子里喂了一头猪和几只鸡。搬家后，母亲终止了与搭档的合作，自个儿把缝纫机摆进了８０９商店。在商店前同事的照顾下，母亲的生意不比以前差。很多人在商店扯了布料就直接送到母亲摊上，母亲应接不暇，生意日见红火。于是她买了一台锁边机，扩大了生意规模。
冬天，母亲又迎来了一件她期盼已久的喜事，我们家解决户口了！陕西省下了一个红头文件，凡在三线工作满２０年的职工，解决其家属子女的农转非问题。父亲的工龄是２７年，母亲多年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她和罗广成了正经八百的城镇居民。
父亲在写给我的信上说，咱们家这次户口问题的解决势如破竹，迎刃而解。语虽夸张不符，但他那种欣喜若狂的得意心情却跃然纸上。
我们家的确时来运转了，而在这种和乐兴盛的表象下面依然隐伏着矛盾和危机。父亲和母亲的争吵非但没有随家境的好转而收敛，反有愈演愈烈之势。父亲永远不知道克制自己暴戾的脾气，母亲对父亲的怨言也似乎越来越多，两人几句话不合便吵得不可开交。我满十五岁后，人变得轻狂自大，目空一切；又好自以为是，谁的话都不听。父亲看不惯我，常把我骂得狗血淋头，揍得鬼哭狼嚎。记起从小到大所挨的无数打骂，我对父亲刻骨痛恨。他也极端讨厌我，见到我就不舒服；我见到他更是难受，彼此积怨甚深。８６年春节，我和父亲间的矛盾来了一个晴空霹雳似的爆发。
我回家的那天，母亲的头疼病犯了，正卧床休息。母亲的头疼病又叫眩晕症，从小就有。只要一晕车或偶感风寒，便会天旋地转，头痛欲裂。在万福庵，母亲经常手按着头顶烧饭。饭熟了我们两弟兄先吃，她则上床躺下了。母亲头疼绝少吃药，一般是睡觉，睡一晚上，第二天就好了。
我见母亲攒眉蹙额、病恹恹的样子，心里十分难过，不免讲了几句责备的话，无非是要钱不要命，累倒了对谁也没好处等等。父亲在边上听得不高兴了，瞪眼喝声：“她不挣钱你在大学里吃屎！”劈头盖脸骂了我一顿。其时我肩上的包还未放下。
父亲骂我的时候，母亲挣扎着和他吵了几句。我听出父亲是因为母亲生病，耽误了干活挣钱而心里不快，找茬骂人。我对父亲的嫌厌骤然增至十分，他这人怎么这样冷血，一点也不顾恤、体贴老婆，母亲跟着他真是命苦。
初二晚上，灯光球场放电影，我们都去了，母亲未去。散场回来，父亲不知哪根筋不对，又和母亲吵了起来。他俩关在房里越吵越凶，母亲撑不住，呜呜地哭了。罗广素来不愿卷入父母间的冲突，躺在床上一动不动。我却按捺不住，径去敲门。
母亲开了门，不住地抹泪。父亲一见是我，便目露凶光，恶狠狠地说：“小子，你想帮她的忙？！我打不死你！”
半年的大学生活使我更加狂傲自大，目中无人。我十二万分看不起父亲，想起他以前送给我的残酷粗暴的打骂，我的气不打一处来。我言辞激烈地同父亲吵了起来。父亲暴跳如雷，狂吼乱叫；我也疾言厉色，不依不饶。在一股突如其来遏止不住的愤怒中，我喊出了藏在心底四、五年的那份威胁：“你再敢欺侮妈，我就对你不客气！”
父亲“哎哟”一声怪叫，钻进厨房抢来一把火钳，咬牙切齿地骂道：“今儿我非打死你这小杂种不可！”他窜到我面前，猛地推了我一掌。
我趔趄着撞到大衣柜上，幸未跌倒。一股暴怒从我心底油然腾起，像章鱼吐出的一团黑雾似的遮没了我的理性。我像一头受伤的野兽，凶猛地朝父亲扑去，不知怎么就把他按在了床上，双手像钳子一掐住了他的脖子。母亲惊呆了，她死命地拽着我的胳膊，哭喊道：“放手，快放手！你这样会掐死他的！作孽啊，要遭天谴的呀！”
母亲的哭声唤回了我的理智，我的手慢慢地松开了。父亲揉着脖子站起来，连咳带喘地吸了几口气，然后用一种虚弱绵长像是呻吟似的声音骂了起来：“忤逆！畜生……”他没想到我会动手，儿子打老子天下绝无仅有啊！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父母打骂孩子天经地义，可恨这个逆子竟敢犯上作乱，差点把他掐死！他感到痛苦、绝望和悲哀，在仇恨我的同时，也惧怕起我来。
我余怒未消，父亲骂我一个什么，我便在前面冠以一“老”字回敬给他。老畜生、老无赖、老流氓等等。我每骂他一句，母亲就使劲捶我一下，骂我大逆不道，该遭天打雷劈。
母亲的拳头在我身上激起的痛楚使我对自己恶劣愚蠢的行为感到惊惶、后悔和恐惧，我后怕得哭了起来。整整一个晚上，我都不曾合眼。生怕父亲会趁我熟睡时摸出来将我杀死；还怕父亲要和我断绝关系，不再供我上大学。我甚至作好了回老家当民办教师的准备。但这一切都没有发生，次日父亲照常做着他的事，只是阴沉着脸不理我。
数日后，父亲复又骂起我来。我带着悔罪的心情任由他骂，一声不吭。这以后，我和父亲间的矛盾虽然有所缓和，但关系依旧很僵，两人很难好言好语地对话。父亲看我不顺眼，还是瞪眼就骂，但他再也没有动手打过我。
翌年夏天，８０９第三次搬迁，大队人马人去楼空。冯家坪吃商品粮的住户全部去了合肥，而我们那批农转非的家庭却被留在了黑河坝。一方面黑河坝的房产需要人看守，另一方面合肥也没有房子容纳这些人。此时８０９已不复存在，剩下的四十余户称留守处。
８０９商店撤销后，母亲在商店下面临河的一溜门面中要了一间，开起了裁缝铺。这些门面多为留守处的人所用，有开修理间的、开杂货店的；缝纫店除母亲外还有一家。此外，黑河坝较富裕的人家也租了这里的房子做生意，收购土产、贩卖药材等等。８０９大部队撤走后，这里就成了冯家坪最热闹的去处。
这次搬迁对我们家影响最大的是罗广失去了读书的地方。罗广上高中后懂事多了，学习十分用功，成绩一直是班里的第一名。８０９子校高中仍是两年，搬迁时罗广刚好毕业。老师推荐他参加高考，名都报了，罗广自己也想试试，但母亲不让。８５年那次搬迁严重削弱了子校的师资力量，罗广成绩再好，也无法与三年制的高中生竞争。母亲估计得相当准确，几个成绩仅次于罗广的同学参加了高考，结果无一达线。
罗广去哪儿读高三呢？母亲想到了略阳一中。
罗广中考后曾接到过略一中的录取通知书，那年他才十四岁，从未离开过父母，母亲担心他生活不能自理，没让他去。现在是该去的时候了，可事隔两年，人家还会理这个茬吗？不管怎样先去试试，母亲指派父亲带着那张过期作废的通知书去略一中说说。
父亲认为母亲是异想天开，便说通知书找不到了，迟迟不肯动身。母亲很生气，天天和父亲吵。父亲没法，只得东翻西寻地找出那张通知书，揣着上路了。
我们家在略阳一中半个人也不认识。父亲硬着头皮找到校长，冒昧地向他说明来意。校长一口回绝；说当初叫你们来你们不来，现在过去两年了，你们又要来上。你当我们学校是什么？是旅馆？不行，我们学校不认这个名额。
过了两天，父亲在母亲的坚持下，再次来到略一中。这次他多了个心眼；上次在办公室见校长烟抽得很凶，所以特地捎了两条好烟。
校长见到烟，脸色略有缓和。父亲趁机长篇大套地诉苦求情，他把一个下层百姓的悲苦无奈说得淋漓尽致。校长被打动了。他收下烟说，明天带你儿子来看看吧。
就这样，罗广成了略阳一中高三（１）班的插班生。略阳是嘉陵江边上的一个小山城，地势高低起伏，建筑低矮散乱。嘉陵江从城中流过，将其一分为二。略一中坐落在北岸的山脚下，与城区相距十余里。罗广住在阴暗潮湿的学生宿舍里，睡的是通铺；一溜用砖头木板搭起来的简易床铺上，睡着二、三十个从山里来的孩子。被褥是破旧的、黑乎乎的，散发着浓重的霉酸味和汗馊味。吃的是清汤寡味的饭菜，菜汤里经常连油星子都见不到。罗广吃不下，就饿着。亏得父母隔三差五地去略阳看他，捎去一些可口的荤菜，他的身体才不至于垮下来。
罗广从小就胖，十几岁时身上肉滚滚的，脸圆得像月亮；人家都喊他胖娃。到略阳后，他整个人瘦了一圈，脸也变成了轮廓鲜明的五边形。更要命的是他从同铺的山区同学身上染来了虱子，给咬得遍体红斑，奇痒难忍。他一学期难得回来几次，每次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洗澡。母亲把他身上所有的衣服集中起来，放在开水里煮。一想到儿子过着那样艰苦的生活，她的泪水便溢出眼窝，滴在沸腾的滚水里。
水不激不跃，人不激不奋。个人和家庭的双重困境最大限度地激发了罗广的学习潜能；他非常刻苦、自觉，而且学得很有技巧，擅长把各科知识结合在一起，融会贯通。他的成绩节节攀升。上学期期中考试，他只位居中游；期末便已升至十二名。下学期期中，他打入了前五名；预选，他技压群芳，考了全班第一。
七月流火，一年一度的高考又开始了。考场设在城区东关小学。略一中用几辆小卡车接送本校学生。前五门课很快考完了，罗广感觉尚可。第三天下午，雷雨初霁。罗广与几十个考生爬上一辆卡车；他懒得和那帮家伙挤，就靠车尾站着，脚抵着车厢的后挡板。卡车徐徐开出了学校，路很窄，也不大平，车子有些颠簸。考生们的心思都在已考或将考的科目上，谁也没管那车是怎么开的。卡车匀速行驶着，司机中午觉没睡好，哈欠连天。突然，一个小孩兔子似的从车前窜过，司机吓了一跳，本能地急踩刹车，卡车像一只被脖子上的绳子拉住的狗似的猛然停下；早有一男一女两个站在边上的考生被强有力的惯性抛下车来，摔得头破血流。车上的人尚未站稳，那个糊涂司机又朝前开了。就在汽车开动的一瞬间，站在车尾的罗广头朝下翻摔下来，双手着地，两脚死死地勾住档板；这样倒挂着被拖了三、四米。那个混蛋司机听到惊呼声才把车戛然刹住。
罗广两只手上的皮都蹭破了，尤其是左手，靠近腕口的皮破损殆尽，血像大雨前水管表面密集的水珠一样渗个不住；整个手掌疼得像失去了知觉。右手也红肿得厉害，所幸还能握笔。罗广用手帕缠住左掌，咬牙坚持考完了最后两门课，搭当天的末班车回到了黑河坝。
到家已是筋疲力尽。母亲见到儿子受伤的手，大吃一惊。她问明情况，又是心疼又是后怕，两泪交流。罗广洗完澡即沉沉睡去。母亲一边给他煮衣服，一边偷偷地哭。
第二天，罗广的左手肿得怕人，整条胳膊已抬不起来了。前臂上的青筋通已变红，有一根又粗又长的静脉一直红到肘关节。母亲吓得脸如金纸，急忙带他到留守处医务室检查。
无巧不成书。在医务室值班的是以前给罗广医过胳膊的张医生，她刚从合肥过来不久。张医生托起罗广的胳膊，很仔细地查看起来。她说，伤口已感染化脓，病菌由浅表侵入到了深层血管，需要立即打消炎针。
针打完了，张医生又开了好多药。母亲问她有没有危险，她笑着说不妨事，只要坚持打针吃药，很快会好起来的。
半个月后，罗广红肠般粗肿的手掌恢复了原样，胳膊也活动自如了。母亲说：“张医生两次医好了你的胳膊，虽说大恩不言谢，可你也要记住她的好啊。”罗广面色凝重地说：“我知道，妈。张医生是个好人，我会一辈子感念她的。”
省里的最低调档线出来了，４９８分，高得令我们全家目瞪口呆。罗广估的分只有４８０，再宽松一点，也超不过５００。他上大学怕是凶多吉少。
父亲对罗广落榜的恐慌与忧郁明显地反映在他焦躁易怒的脾气上。他不断地找茬骂罗广，说他只会吃闲饭、读书没屁用、是家里的累赘；骂他是废物、蠢才、猪。罗广给他骂得心里没了底，寻思如果名落孙山，他要么再去略阳复读，要么外出打工；反正不能在家赋闲，不然老爸会骂得他发疯。
８月２号父亲去略阳取罗广的成绩单。心里悬了很久的事情马上就要有结果了，母亲显得格外紧张和不安。她相信小儿子下了苦功，有一定的势力；可今年的分数线太高了，再说略一中的教学质量又不怎么样，一年也出不了几个大学生。她得有儿子落榜的心理准备。
下午四点，父亲回来了，是在门面房前面下的车。母亲远远地迎出来，高声问：“罗朝美，怎么样？”父亲一言不发，径直走进裁缝铺，怔怔地看着母亲，脸上的表情像哭又像笑，半天不说话。
母亲心里隐隐地有些发凉，更加着急地追问：“到底怎么样？广儿考上了没有？”
父亲忽然哭了。泪水从他灼热的眼睛里流出，淌过他饱经风霜、褶皱松驰的脸颊，在嘴角的凹处徘徊。母亲惊异地问：“你怎么啦？朝美。好好的哭什么？”
父亲却又笑了起来，双唇蠕动了半晌，方含泪颤声说：“我们罗广…考上了。５３０分，全县第一。”
８８年夏天，我从西北工业大学毕业，分回了陕南。罗广则又考进了西北工大，在哥哥栖息了三年的地方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活。
十
呼啸的寒风停止了浅吟低吼，空气变得混浊起来。天边浮动着厚重而低垂的乌云；大朵大朵的雪花像是刚从棉桃里摘出来的湿棉絮，沉重而迅速地降落下来。山、树、河床、马路和房屋几乎就在瞬间全都变白了。四周万籁俱寂，只听见雪片坠地的沙沙声。几十分钟后，黑河坝便被一床雪白松软的大毛毯覆盖起来。
吃罢晚饭，我们一家人围在火炉边赏雪闲话。来黑河坝十年了，还是第一次见下这么大的雪。浓密的雪花漫天飞舞，低矮的天空看着毛蓬蓬的，屋里被雪光照得光亮而且舒适。罗广放寒假了。读了半年大学，他个子长高了，肌肉长结实了；以前红扑扑的圆脸变成了轮廓分明的方脸。人变得更加稳重，性情安静而沉默。我在汉中航空基地的一家工具厂工作，因离家近，基本上每两星期回来一次。再过两天就是除夕；自从我考学出去后，全家也只有春节才能团聚。
今年春节对我们家有特殊的意义。我参加工作了，罗广又考上了大学，我们家已彻底断了后顾之忧。喜上加喜的是父亲、母亲的户口已和留守处其他家庭一道迁到合肥去了。
几个月前，合肥１６所领导换届。新所长姓杨，是个蔼然长者；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留守处四十多家的户口全部迁到了合肥。几天前，杨所长携人事处沈处长不辞辛苦，千里迢迢来到陕南山沟的留守处，访疾问苦。许诺尽早在合肥盖房，把大伙接过去，实现全所大团圆。
母亲听了，喜之不胜。可一转念，他们去了合肥，不就把文新丢在陕西了吗？烦恼了两日，猛可地记起所里有个政策，凡本所职工，身边无子女者，均可调一有中专以上学历的孩子入所。现在广儿在读大学，他们身边厥如，符合这一政策。母亲立马撺掇父亲，两人一起找到杨所长，要求调大儿子回所。杨所长说，这事归人事处管，你们先去找老沈；等他向我汇报之后，再作决断。母亲、父亲马不停蹄地找到沈处长，说明情况。沈处长答应得挺干脆，可以调，不过得等你儿子见习期满了以后。再有，你们想清楚，调了大儿子，小儿子就不能回所了。父亲尚有些犹豫，母亲却一锤定音，小儿子先不管他，我们就调大儿子。
母亲看着罗广，歉疚地说：“哥哥的事迫在眉睫，我们只好先救他了。广儿，你不怪妈吧？”罗广恬静地说：“应该先调哥哥。我毕业还早呢，况且也不一定想回所。”我故作谦让道：“调不调我无所谓，我可以考研究生考到合肥去。”父亲恶声喝骂：“你他妈就只会吹牛！在学校里连个本科都升不上，还考研究生呐！”罗广颇以为然地说：“哥哥考研，恐怕基础太差。”母亲说：“所以我才要调哥哥嘛。他这人惫懒得很，又没个定力。把他一个人丢在这边，我怎么放得心下？”
哥俩去走廊上厕所。外面雪小多了，撒纸片似的稀稀拉拉地飘着。苍紫的暮色中白皑皑的山峰仿佛静静燃烧着的洁白的火焰。积雪冷嗖嗖的寒气扑面而来，给人一种凉爽而愉快的感觉。
进屋父亲又在和母亲吵嘴。母亲的弟弟王泽平不久前来了封信，说他们村有个人在地里挖出了一坛银元。那人穷疯了，正往外卖钱；价格很低，十几块钱一枚。问我们家要不要。母亲格外动心。家里一点值钱的东西都没有，她久有置些金银首饰留给子孙后代之意。她和父亲商量，寄一千块钱回去，让泽平买几十块银元送来。父亲坚决不同意，粗声大嗓地嚷道：“你怎么知道是真是假？八成是你那个宝贝弟弟赌钱赌输了，设计骗你一点钱花花。”母亲双眉一竖：“放屁！泽平根本不是那种人。”
“哎呀呀！”父亲失惊打怪地叫道。“你当他是什么好人？不务正业，贪赌成性。家里穷得瓢泼汤稀。又不想着如何挣钱，就知道向两个姐姐伸手！”
母亲连称放屁。丈夫如此诋毁弟弟，她心里十分恼火，也尖酸刻薄地贬低起罗家人来了。父亲自然不依，把王泽平骂得体无完肤。夫妻俩唇枪舌箭，吵个没完。
老舅王泽平一辈子也没交个好运。退伍回来不肯安心务农，先是跟人合伙养蜂，一年未尽，蜂已跑光。后来又贩金银首饰和银元去广州卖，头一趟赚了千把块钱，又全部买了货；再次去广州交易时，被警察当场捉住，血本无归。此后霉运就一直如影随形地跟着他，干什么亏什么。雪上加霜的是搬进山区的那一年，老婆被疯狗咬了一口，找了个乡下庸医来看，不知怎么就把人治死了；丢下一儿一女。女儿妹子才一岁多，儿子尚在襁褓。老舅一贫如洗，养不活两个孩子，就把儿子送了人；自己带着妹子和老母回中河口种了两亩薄田，聊以糊口。后径小姐夫撮合，他又讨了一个眇了右目不会生育的女人。本来小日子也还过得，可他偏又染上了打牌的恶习；十赌九输，家里常常吃了上顿缺下顿，饿得妹子皮包骨头，嘴尖颧耸，跟只瘦猫似的。
在万福庵的时候，老舅常去借钱。搬到黑河坝后山隔水阻，只来信借过两次；和从前一样，有借无还。８６年夏天，父亲和我回了一趟老家，见他住一间像是要倒的破茅屋，家徒四壁，穷得伤心，便留给他两百块钱。８７年秋天，外婆病危，母亲为钱的事和父亲吵了一恶架，然后将家中的存折一古脑揣在身上，扬言要和父亲离婚，一径回了湖南。外婆见到母亲，病竟一天天好了。母亲在老家呆了二十多天，到底牵挂陕西的亲人，尤其是在略阳读书的罗广，就给老舅留了笔钱，取道西安回了黑河坝。母亲负气走后，父亲以为她真的不会回来了，一种孤独的恐惧感攫住了他，他觉得整个世界空荡荡的。在写给我的信中，父亲的语气悲惨凄凉，再三表达了要和两个儿子共度余生的决心。母亲来西安时，我和她谈到了父亲的这种心态。母亲好气又好笑，说：“要离在没有你们两弟兄时就离了，何必等到现在？他这人死小器，外婆病危我多带几百块钱都不行，我不得好好吓吓他！”父亲见到母亲回来，这一喜非同小可，满面堆笑地把她迎进家门，再也不提钱多钱少的话了。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父亲和母亲言归于好了，却始终改不了他那爱吵爱骂的脾气，而且知道母亲不会弃他而去，更加有恃无恐；和母亲一语不合，便大吼大叫地发作起来。我和罗广好容易劝他俩停止了舌战。母亲便征求我们的意见：“文新、广儿，这银元将来是要留给你们的。你们说是买还是不买？”罗广笑笑，不置可否。我却极力怂恿道：“买，当然买。这种‘袁大头’在南方一块能卖五十，现在只要十几块钱，是乡下人不懂行情。我们不买就太可惜了。”父亲瞪眼骂道：“你他妈胡说八道！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母亲得到我的支持，便决意要买了。她鄙夷地看着父亲说：“没见过你这么小器的人，一花钱就跟割你的肉似的。这银元我买定了；不花你一分钱，你反对也没用。”
自从母亲开裁缝店起，家里的财政就分开了，母亲挣的钱归她自己支配，父亲管不着；父亲的工资奖金也由他自己攒着，不和母亲照面。我和罗广读大学的费用、家里的柴米油盐等日常开支全部从母亲的钱里支出，父亲不时还从母亲那拿点钱买烟抽。
父亲知道母亲决定了的事，九头牛也拉不回转，就叹气道：“你要寄就少寄点，也算是减少损失吧。”他心里老有种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的预感。母亲被他说得有点怕了，第二天就只寄了六百块钱。
年三十那天，积雪未消。苍天之下座座雪峰宛如朵朵美丽洁白的花朵，屹立在无风的天空中，宁静得像是这永恒的时空。
母亲在厨房烧年饭，父亲帮忙打下手。我和罗广清闲无事，缩在房里听音乐。罗广上大学之初，母亲便寄钱给他买了一台录音机，供他学外语用。罗广便买了几盒流行歌曲磁带，以饱耳福。我们家这么多年连收音机也没买过，哥俩从小就与丝竹无缘，乍一接触，顿感新鲜美妙。
《万水千山总是情》、《一剪梅》等影视歌曲婉转缠绵，荡气回肠；《猛士》迪斯科磬磬轰轰、疯狂嘈杂，烘染出一种温馨喜悦的节日气氛。惜哉父母不知欣赏，只说是噪声，吵死人了。
下午四点，年饭做好了，荤素满桌。母亲烧菜，讲究数字吉利，非九则八；最多的一年烧了十六个菜。开饭前父亲点燃一挂鞭炮，噼噼啪啪放完；空气中顿时弥漫着一股淡淡的火药香。一家四口于是落座，彼此招呼着动了筷子。
父亲指着桌上的鸡鸭鱼肉，如沐春风地说：“这桌菜在饭店里起码也要三、四百。我们花了多少？一百出头。两百多块钱的赚头就是我们老俩口一天的辛苦劳动啊。”母亲笑道：“你出了多少力？打杂而已。哪一样菜不是老娘亲手烧出来的？”
父亲今天心情特别好，也不和母亲吵，继续喜眉笑目地说：“我们家这几年多亏有一个会挣钱的裁缝，小日子过得挺滋润，天天有肉，年年有鱼。就是神仙也不过如此。”
父亲年年这个时候都要发些类似的感慨，并提起他小时候过的苦日子：为筹学费挑水卖，一担水卖伍分钱；上学只有一床棉被，垫一半盖一半等等，颇有点忆苦思甜的味道。
我和罗广却无法体会父亲的心情，只顾吃菜。母亲有两道菜烧得特别可口：红烧排骨和冰糖肘子。前者香酥脆嫩，绵不粘齿；后者滑爽糜烂，落口消融。每年最见底的就是这两个菜。
吃完年饭，父母摆开阵势，开始包饺子。年初一吃饺子是北方人的习惯，我们家到黑河坝后才沿袭了这一习俗。包饺子得仰仗父亲；母亲不会擀饺皮。父亲擀得一手好饺皮，这手艺还是他在部队学的。父亲和母亲一个擀，一个包，边干活边话旧。这是他俩一年到头最亲近、最融洽的一天，彼此没有怨气，相互不再争吵，轻松写意地享受着这份和乐与恬适。
包好饺子，母亲又开始洗一家人的衣服。元月初，我们家以两千九百多元的高价买了一台被倒爷倒得十分紧俏的十八吋“黄河”彩电。看了十来天就坏了。为了不影响看春节晚会，母亲数日前亲去勉县将它修好了。晚会开始时母亲还在走廊里晾衣服。母亲每年年三十都是从早忙到黑，从未准时看过晚会。而且每当新年钟声敲响之时，她便会下厨房为大家做宵夜，通常是醪糟鸡蛋。
正月初几的一天，冰消雪融，阳光清丽。母亲带着我们两弟兄信步登上楼后的那座山冈。极目远眺，整个黑河坝尽收眼底。山还是那么青，水还是那么明，只是从前的那种喧嚣扰攘已不复存在。寂寥的山村里，饮烟袅袅，鸡鸣狗吠，黑河沉思般悠悠流过；土厚民淳、风恬俗美的黑河坝一如这亘古绵长的青山，将世世代代长存下去。母亲喟然长叹：“我们再一走，这里就更冷清了。我们家来黑河坝十年了，对这儿的感情不可谓不深。可要走的终归要走，这个地方不属于我们。妈这十年来，没一天闲过，为的是把你们两弟兄拉扯大。现在文新自食其力了，广儿还有几年。等到了合肥，广儿大学毕业了，妈就可以啥都不干，彻底休息喽！”
兄弟俩望着母亲花白的头发和皱纹清晰的脸庞，心里唯愿如此。
留守处的生活艰苦而单调。夏天的洪水冲毁了水泵房，留守处从此没了自来水。大伙在楼前装了两个简易水箱，用自动水泵抽黑河里的水。吃水又退回到了肩挑手提的原始状态；可母亲并不觉得烦难，她说，想想在万福庵挑水吃的日子，这就跟在家门口似的，方便多了。
留守处家家户户种得有菜，自给自足。搬到冯家坪后，父亲上班的地方改在了山区，他的菜园子自然也移到了这里。他和母亲见山区空地多，又选了两块种油菜和麦子；一年下来，出息竟也差强人意。
想改善生活，吃点鸡鸭鱼肉什么的，就得去茶店买。茶店只有一条土街，里把长，两边的建筑多是平房；但镇政府、镇人大等官方建筑是两、三层的楼房。明清时代，茶店是个码头，汉水上溯可达这里，甘肃的茶叶贩子在此下船，稍事休息，再从陆路进入甘肃。茶店即因此而得名。
茶店的集市堪称当地一绝。街上黑压压人头攒动，晃闪闪脸孔变换；人语声、小贩的吆喝声、磁带摊的歌曲声和集市的猪叫鸡鸣混在一起，喧嚣嘈杂，热闹非凡。
赶集是山里人平淡生活中的一桩头等乐事。黑河坝及周围山村的乡亲们背着背篓，挎着篮筐；手里拎着鸡，安步当车，来到茶店集市上把土货禽蛋卖掉，再捉只猪崽，扯几段布料，买些日常用品，满载而归。距黑河坝四、五十里的深山老林里的乡民赶集通常要起绝早，步行五、六个小时到茶店；回到家时天已漆黑。
母亲的顾客多是这些可敬的乡民。他们对衣服的要求不高，不讲什么花样，也不求什么款式，穿起来合身就行。母亲精熟老到的手艺令他们高兴得合不拢嘴，穿上新衣，逢人就夸。经他们的义务宣传，母亲的生意越来越好。黑河坝方圆百里乡亲的衣服多出自母亲之手。
这年春天，王泽平回信了，说那罐银元是假的，是铜币上的镀的一层银；幸好没有贸然买下。六百块钱他盖房子先挪用了，等有钱了再归还。接着大谈特谈他盖房子小姐夫帮了好多好多忙，出了多少多少钱。母亲看了，只好顺水推舟，去信说那六百块钱不要了，就算姐姐姐夫对他盖房子的一点表示吧。父亲把母亲和我臭骂了一顿；因早有心理准备，倒也不十分难过。
八月份我的见习期满了，父亲为我调动的事去了合肥。这是他第一次去合肥，一呆就是两个月，天天催着沈处长发商调函。沈处长说这事不能急，需提交所长办公会议讨论。父亲于是挨个儿找所长办公会议成员：所长、书记、副所长、总工，讲明困难，乞求照顾。所领导被父亲的舐犊之爱打动了，在后来召开的办公会议上，他们一致同意调我进所。十月下旬，父亲拿着商调函回到了黑河坝。
我带着一种掩饰不住的得意，将商调函呈到了工具厂人事科，满以为他们会痛快地放人的，因为我是单调，可以给人浮于事的工厂减少一个名额。谁知厂长不同意放人，指示人事科劝我安心工作，扎根三线，为国家效力。都是些屁话！我到合肥一家原本也是三线的研究所工作，难道就不是为国家效力么？厂长不放我的真正原因是妒忌。厂长是上海人，父亲是旧上海的小资本家。大学毕业时因成分不好被分到陕南，把青春埋藏在了远离上海。
无父何怙，无母何恃。父兮生我，母兮鞠我。
拊我畜我，长我育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
——《诗经·小雅·蓼莪》
一
班车在一溜黑瓦红墙的平房下面停了下来。之所以说是下面而不是前面，因为平房高出马路一两米。我们一家四口下车后，班车继续向前开走了。我的头昏晕懵懂，不辨南北。母亲则直扑路边，啊啊地连吐几口清水。只有父亲和罗广没事人似的站着。汽车经过了太多的盘山公路，晕车的人自然没少受罪。母亲坐在通往平房的石梯上，手扶前额，休息了好半天。罗广早已拾级而上，在平房门口探头探脑，终不敢进去，跑回来问父亲：“爸爸，那里是干什么的？” “那是略阳商店，卖东西的。”父亲说着把大大小小三、四个包扛上肩。“走，我们回家。” 我们沿着马路往回走。罗广和我蹦蹦跳跳地走在前面，父亲、母亲挑着行李在后面边走边谈。尽管他俩对这儿已很熟悉，但今天踏上这块土地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他们以后就定居在此地了；两人心头荡漾着一股前所未有的温暖踏实的感觉，仿佛在外漂泊多年的游子又回到了故乡。对我们两兄弟来说，这里却是全然陌生的，以前和母亲来的时候，我们还不记事。眼下周围的一切是多么新鲜、奇怪和有趣啊！我们绕过一座树木萧疏的小山，马路就像日本妇女和服上的腰带一样绷直了。再看路边的小山，已蓦然变成了一座巍峨陡峭、高不可攀的大山。山脚建得有房子，房子与马路之间砌着围墙。马路的另一边，一道沟坎过去，是掩映在树丛中的农舍和棋盘般宽展的农田。我和罗广看着山脚下的那些房子，父亲说：“这是单位的付业组，杀猪宰羊做豆腐的地方。”他又指指与付业组毗邻的一幢四层的青灰色楼房。“这幢楼叫４号楼。”接着父亲把手伸直，愉快地说：“我们家就在前面的３号楼，再走两步就到了。” ３号楼是一幢三层的红色裸楼，它和４号楼等我们沿途见到的楼房一样，红砖或青砖砌起来之后，墙面未作任何粉饰，只是用水泥抹平了砖缝；都是些六、七十年代的老式建筑。３号楼人字坡形顶，房间只有半边，门前护拦是铁管和铁片条做的，走廊宽约一米；两头各有一套房间。其地势也很特别，矗立在山脚马路的下面，一楼整个儿被路基挡住，二楼平齐路面，与马路以石板桥相连。整幢楼隔成两个单元，所以板桥有两座。 我们家在西单元三楼。父亲打开门，我和罗广欢叫一声，扑进屋去。房间被隔成两室，里间狭小，一张大床、两口箱子、一张两屉桌之外，就没有空间了。外间贴里墙摆着一张小床，床头也有一张两屉桌，窗下放着一张四方矮桌并四个小凳；剩下的地方仍很开阔。父母打开行李整理房间的时候，兄弟俩追逐着满屋子乱窜。外间靠东墙有一个窄小的厨房，勉强容一人转身。哥俩钻进去，弄得满手满脸黑糊糊的跑出来。父亲看见，一顿好骂。母亲忙去水房端来一盆清水，很仔细地替我们擦拭干净。收拾完房间，母亲进了厨房。罗广和我因为肚子饿，已提了几次抗议。烧饭的麻烦在于家里没有自来水。３号楼的水房和厕所是修在一起的，位于楼层中间，即楼梯口处，为大家公用。母亲烧饭的时候，父亲帮忙打水洗菜。厨房里浓重的油烟呛得母亲不停地咳嗽。咳嗽声和锅铲蹭锅底的吵菜声同样尖厉，刺激着另外三人的耳鼓。哥俩心疼母亲，却又无能为力。父亲则感到快意，他摸了十几年锅铲把了，尽管是烧他一个人的饭，也不胜烦难。现在老婆来了，他终于可以卸任了。 开饭了，父亲和我把四方矮桌抬到中间，全家一人一方坐定。也许因为饿极了，我和罗广觉得这顿简单的饭菜特别香甜可口。母亲见我们一副狼吞虎咽的样子，忍不住笑道：“慢点吃，别噎着。”一面又给我们碗里添菜。父亲炫耀地讲起他如何手巧，如何勤快，这桌子、凳子、里屋的箱子以及烧水用的煤油炉子，都是他亲手做的；走廊里码的那些木柴，全是他东一块西一块捡的。他现身说法地教导我们兄弟，人只要勤快、肯动手，无论什么时候都不会饿肚子。母亲打趣道：“你好了吧，我找不到工作，我们一家人都要饿肚子了。”父亲放下碗， 抹抹嘴说：“不要急，管五七连（即后来的劳动服务公司）的是我们一个湖南老乡，我去找找他，他会帮忙的。你耐心等待吧。”母亲喜形于色，笑吟吟地对我们说：“孩子们，明天爸爸妈妈带你们去上学。” 晚上，父亲的鼾声响彻了整个房间，母亲却在黑暗中展转反侧，无法成眠。旅途的劳顿已使她的身体相当疲惫，但对新生活的憧憬又使她的大脑异常兴奋。她思想的断片像风暴前的云团一样飞驰，盖过了她３５年所走过的全部路程。 王凤兰在中河口方圆几十里的地方也算是个响当当的人物。她十八岁入党，二十岁被任命为中河口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兼团支部书记。凡是中河口开会、搞活动，都会出现她矮小丰腴的身影；她是主要的组织者之一，而且几乎每次她都要上台讲话。她只有小学文化，水平有限，可她的听众大都是文盲或只读过几年书，学历比她高的寥寥无几。 此间经亲戚介绍，她与在部队超期服役的万福庵青年罗朝美结成了信友。万福庵距中河口六、七十里，她从未见过他。听介绍人说，他在营部当文书，因政治突出而入了党。最令她动心的是朝美的政治热情，她是共产党毛主席最虔诚、最忠实的拥护者，朝美在这方面与她完全一致，他们是志同道合的战友和同志。待见了朝美的来信，他那工整漂亮的字迹又给她以耳目一新的快感，犹如扑面拂过一阵春风；再一看他那满满五页的学毛选体会、对当前形势的分析，更觉鞭辟入里，句句肫恳。鸿雁传书半年多后，她坚信自己已爱上这位思想进步的青年军人了，以至他们在媒人的安排下见面时，朝美一米六０的矮小身材也没使她觉得有什么不妥，毕竟自己比他还矮几公分嘛。她见到的全是优点，他窄长的脸庞是那么英俊；他的谈吐既文雅又风趣；他的微笑更是温和魅人。一句活，她未来的夫君就是他了。两人定情之后，朝美就去了越南，他是工程兵，奉命去给越南人修铁路。那时越南战争刚开始不久，美国佬的飞机每天都在狂轰乱炸；她惦记朝美的安全，心悬得跟什么似的，日夜盼望他来信。他入越后的第一封信来了，信上讲他的脚受了伤，不过不是敌机炸的，而是慌慌张张躲敌机时，被山上的竹桩子扎的。她既心疼又好笑，日夜祈祷心上人平安。又过几个月，朝美来信说他已回国准备转业。从他以后陆陆续续的来信中，她知道朝美已脱下军装，转业到一个新组建的国防保密单位工作了。新单位正在选址，一会儿在襄樊，一会儿在十偃，后来又到了陕西省略阳县一个叫茶店的地方。在最后一封信里，朝美说单位地址业已选定，就在距茶店镇十余里的黑河坝公社。单位采用部队番号，全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字８０９部队，简称８０９。领导已批了他两个月婚假，他不日将回中河口与她团聚云云。她欣喜若狂，在一种欢快的激动和莫名的羞涩中做好了出嫁的准备。６６年４月，朝美来到她身边，两人举行了简朴而温馨的婚礼，意醉神迷地坠入了新婚爱河。 婚后，朝美身上种种要命的缺点逐一暴露出来。先是家庭的赤贫。朝美的父亲６０年就病死了，她无从得见；婆婆倒在，他们结婚时也来了，可就来了个光人，一分钱的表示也没有。相反，走的时候朝美还给了她两百块钱。人的出身是无法选择的，不说也罢。但他的另外两个毛病真叫她受不了。一是为人吝啬，二是脾气暴躁。当然她王凤兰也是一个性子倔强、争强好胜的人，结婚没几天，两人即开始了无休止的争吵。吵架的原因不外是朝美吝啬小器。一次，她同父异母的哥哥来了，开始朝美还给他敬几支烟，后来觉得这位大舅烟瘾委实不小，就躲到房里自己偷偷地抽，不想又被大舅撞见；于是大舅不辞而别，至今耿耿于怀。两口子自然是暴吵一场。另有一次，她到妹妹家去，管朝美要钱，岂料他就给她两块钱，仅够个路费；气得她当时就把那两元钱甩到他脸上，将他一顿臭骂。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但是吵归吵、骂归骂，她可从来没想过离开朝美。从一而终的烈女观念在她脑子里根深蒂固；再者她这个主管共青团和妇联的大队副书记自己闹出了离婚的笑话，又怎么去教育、开导别人呢？好在朝美在中河口待的时间不长，两个月婚期一满，他就回陕西上班了。她对他的不满与憎厌也随他的离去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丝淡淡的哀怨与绵绵无尽的相思。翌年阴历十月，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呱呱落地了，是个男孩。名字是朝美回来起的，那时文革已闹了一年多了，朝美说希望我们的孩子做一个文革新人，就叫他文新吧。文新三岁的时候，她带着他第一次去了陕西。在那里她了解了朝美的工作环境和生活习惯。黑河坝在秦岭南坡和巴山北麓的交会处。青山脚下，绿水盘绕；山明水秀，相映成画。尤其是那些嵯峨、陡峭的高山，令她这个湖区长大的人眩目惊心。８０９的厂房、办公楼和居民区就建在山脚下、山坡上和河坝里。朝美在单身楼有间房子，自己开伙做饭。当时他的工资是４４块５，而他每月的生活费绝少超过１０块钱。剩下的钱他一分不少地存进了银行。省俭的习惯是在部队里养成的，那时吃穿不要钱，他每月的津贴几乎全部存了起来。他每年往家里寄的钱及结婚的一两千元花销就来自这笔积蓄。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她终于明白了朝美何以会吝啬、手紧。生文新的那一年，他走的时候只留了４０块钱，她也能够理解和原谅了。朝美不节省又怎么办？他家境贫寒，唯一可以依靠的人就是他自己，而他又没多大本事。工资那么低。她为朝美坚忍的节约精神感到心酸，同时也感到骄傲和欣慰。 从陕西回来，她生下了他们的第二个儿子。朝美给他起名罗广。爱看书读报的他得知又添子的消息时正在读《红岩》，《红岩》的第一作者叫罗广斌，他信手拈来，去掉一字，做了小儿子的名字。罗广两岁了还不会走路，他是伏在妈妈背上离开中河口的。当时中河口大队重新规划，她家的老屋要拆，老母和弟弟去投奔山区的大哥，他们娘仨无处栖身。在朝美的坚持下，他们去了万福庵。 罗家的房子还是土改时分的，三正两偏，土墙瓦顶木板壁；因岁月侵蚀而变得灰暗破敝。他家有十个孩子，朝美是老五。房子东头住着六弟，西头是八弟，中间是留给在部队当兵的老幺的，婆婆暂时住着。诸兄弟中朝美学历最高，读了个初中。其他弟兄认为老五读书花光了家里仅存的一点银元，一致拒绝再分他一份家产，对他们娘仨入住罗家也持排斥态度。可怜他们住的是什么地方！堂屋后面狭长的一偏，阴暗潮湿，不见天日。住进去两天，床底下就钻出一条蛇来，她吓得半死。一下雨到处都漏，所有的盆子、桶都用来接雨水。就连这种地方都住不长，一年后，老幺退伍回来结婚，婆婆要住那间偏屋，一个劲地赶他们走。她只好拿掉肚子里一个四个月的胎儿，挣扎着请人在罗家后面的山冈下修了一桩两间一偏的房子。因为时间仓促，都没来得及告诉朝美。 搬到万福庵后，她凭借自己在中河口的特殊身份当上了大队信用社会计，每天背着个包，徒步奔走在全大队上百户人家之间，收、放贷款。农忙季节，她和其他社员一样下田割稻、插秧，不分白天黑夜地干。这些她都还受得了，使她倍感沉重的是家务劳动。她一个女人拉扯两个孩子，什么都要她动手。在万福庵，吃米要挑谷子去十里之外的大队部辗；吃水要去离家两三里地的井里挑；烧柴得自个儿上山去砍。过日子全是肩和腿的工夫，脚底起泡、肩膀破皮是家常便饭。每当夜深人静，她守着两个熟睡的孩子，揉着自己疼痛而沉重的身体，不禁产生了摆脱它的渴望；而这渴望本身也是沉重的，她也企求摆脱。这种艰辛的生活持续了五年，她的忍耐已到了极限。朝美又一次回家探亲时，她终于爆发了。她吵着要离开万福庵，到陕西去。文新一岁多的时候原本有过一次机会，８０９允许职工的农村家属到黑河坝插队落户。朝美已办好了各种手续。不巧那年弟弟要去当兵，她再一走，家中就剩老母一人了。老娘摔锅砸碗地骂了一个多月，她只好放弃了。 这次拦阻她的是朝美，胸无大志、目光短浅的他居然还想回万福庵养老，极力劝她安于现状，不要胡思乱想。她自然不听，两人吵得很凶。她声色俱厉地说：“罗朝美，你不带我离开这个鬼地方，我死给你看！”朝美不这所动。她摔门进到里屋，越想越痛苦，越想越绝望，遂从床下翻出一包老鼠药，仰脖狠命吞下。幸亏朝美及时发现，她保住了性命。妻子疯狂暴烈的行为震撼了朝美，他把自己关在房里抽了一天闷烟，终于决定带妻儿去陕西了。四天前，一家四口离开了万福庵，经过几十个小时水舟路车的辛苦旅行，他们到了略阳；在略阳８０９招待所住了一宿，次日坐单位班车来到了黑河坝。
二
黑河坝因贯穿此地的黑河而得名。黑河的源头上溯几至甘肃，它从西北面的两座大山之间泻出，流至山坳中央时，来自西南群山深处的白河汇入其中；而后蜿蜒弯折地向东流去。到了茶店又分为两支，一支流向汉水，一支流向嘉陵江。８０９子弟学校建在黑河的沙洲上，清一色红砖黑瓦的平房，分中学和小学，皆呈四合院形；房前屋后种满了粗直挺拔的白扬树。离学校不足百米处便是黑河，河坝上还有些房子，红色的是８０９的配电房和水泵房，灰色的则是黑河坝公社的中小学。
翌日，父母带着我们两兄弟找到了小学校长。校长借口他们的五年级课程快，我跟不上班，把原本读五年级的我贬到四年级就读。罗广在老家读二年级，语文、算术常考三、四十分。子校二年级的老师出了份算术试卷给他做，爸妈在旁边陪考，他做得满头大汗；难为他居然考了６０分。老师点点头，让他跟班读了。
子校的学生分为三部分，其主体是河对岸吃商品粮、住单元套房的８０９子弟；一小部分是我们这种父亲是８０９职工，母亲吃农村粮的半工半农人家的子女；还有少数是黑河坝当地老乡的孩子。老师和吃商品粮的同学看我们后两部分人的眼光有些异样，讥讽中透着蔑视，总觉得我们这些人可怜、可笑。罗广还小，不懂这种眼光；我却深深地受到了刺激，发誓要在学习上超过那些看不起我的同学，并证明给那些势利的老师看，出身低微的孩子照样成绩好。因此我读书很用功。
３号楼住的全是我们这种半工半农的人家。家属子女户口不在职８０９，而是插在黑河坝的各个大队；我们娘仨的户口落在与３号楼一河之隔的阴坡大队。我们这种性质的家庭全部集中在黑河以北的３、４号楼。黑河以南是冯家坪大队，８０９的住宅区和厂区就建在那里。住冯家坪单元楼房的全家都是城镇户口。一条由西向东的黑河把两种身份、地位不同的家庭泾渭分明地隔开了。
对于３号楼的孩子来说，楼前那条宽坦的柏油马路就是我们嬉戏玩乐的天堂。马路靠山的那边是一条浅沟，一下雨就会被从石壁缝里流下来的山泉水灌满。马路与楼房之间还有数尺宽的泥地，有几户人家拣肥沃的地方开垦了几块菜地。我们游戏的项目传统而且简单：踢沙包、跳房子；男孩子在泥地上打玻璃球，女孩子在马路上跳皮筋、踢毽子，偶尔还会交叉起来玩。日落时分，这条不足百米的马路上满是小孩，儿童天真稚嫩的欢叫声从青山脚下腾起，在澄清静碧的高空中袅袅地散去。
３号楼东头是一个长长的斜坡，坡底两道铁索飞架黑河上空，直抵对面那座高山的顶峰。此地磷矿储量丰富，负责开采的有茶店区和汉中地区两家磷矿。铁索便是用来运矿的简易滑轮。矿工们在山顶挖矿，将矿石装满一铁皮箱后顺索道送下。我常站在河边呆呆地望着那个铁皮箱，它呼啸而下，箱底的开关撞在一根立着的铁杆上，“轰”的一声，底盖洞开，矿石漏尽。停了半晌，又一箱矿石从山顶滑下，下面的空箱也随之缓缓上行。铁皮箱越来越近，空箱则越离越远，渐渐变成一个黑点，直至不见。铁皮箱“轰”然一响，又变成了空箱。如此一上一下，反复不已。
天黑后，我喜欢站在楼头的马路上眺望冯家坪的万家灯火。那些繁星似的灯光给我一种新奇神秘而又温暖踏实的感觉，令我心驰神往。那是城市之光，山沟里的城市之光。它们像灯塔一样照亮了我人生的道路。我知道，我迟早会溶入那片金色的灯火之中。
我们上了两个月课了，母亲的工作仍无着落。她每天在家里烧三顿饭，之后便伏在栏杆上目送目接两个孩子上学、放学。管“五七”连的老乡已答应帮忙了，她心里也不是太急，做完家务便沉浸在对未来生活的遐思中，她那张因脱离了农村劳动而日见丰润俊秀的脸上漾满了自信的微笑。
春末夏初，老乡带来了好消息，８０９托儿所缺人。母亲眉花眼笑地上班去了，带那些一两岁的小小孩。她上班要走半个多小时的路，走河坝经黑河上的４号桥，再爬两段石梯，就到了冯家坪。８０９子弟上学走的也是这条路。从石梯上来，最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幢临河的两层长楼，下面一层是门面，正对着马路。上面是８０９商店。商店左前方的一幢小楼便是托儿所。
孩子们上学了，她也上班了，家里的日子终于可以稳定下来了。母亲打心眼里感到满意和舒畅，常常从梦中笑醒。美中不足的是，８０９的木工房在３号楼后面，与４号楼连体，像是它的尾巴。他们常常晚上干活，电锯剖木头的撕心裂肺的吼声吵得人无法入睡。那种一声紧似一声的怪叫日以继夜地萦绕在耳边，最后不注意了，脑子里仍觉得远处有个电锯在没完没了地响。
三
１９６５年，经中国科学院院长钱学森提议，由聂荣臻元帅和周恩来总理批准，中科院拟在陕西汉中的大山深处组建一个技术物理实验中心。６６年该工程正式上马，原计划在黑河坝及其周围的山区建造四个研究所。后因文革爆发，全国形势一片混乱，该工程被迫中断，有三个所胎死腹中。最先动工的那个所建成了，是为８０９。７０年代初，该实验中心重新上马，另外三个所建在了安徽合肥的董铺岛，隶属于中国科学院合肥分院。而陕西的８０９在建成之初便成了弃儿，中科院将它甩给了当时的十院，即雷达工业管理局。
父亲开始在８０９政治部当了五年机要秘书，后因陆续来了许多大中专毕业生，可谓龙腾虎跃，人材济济，机关里的岗位要让给他们。单位相应作出规定，凡行政级编制的机关人员一律要有中专以上学历，不符合规定者转岗。父亲只有初中文化，自然在转岗之列。他也想趁着年轻学点技术，作为立命安身之本；于是下到机动科当了一名电工。
父亲在变电站上班。变电站在略阳商店北头的山坡上。略阳商店是略阳县百货商店设在黑河坝的子店，当地百姓不明所以，指呼为略阳商店。
父亲常带我和罗广去变电站劳动。拉开两扇沉重的铁门，迎面是一溜低矮的、枝叶扶疏的苹果树。甬路边赫然立着两台嗡嗡作响的变压器。值班室旁边的围墙上开了一道门，门外有一块坡地，是父亲和另外一个电工开垦的。父亲在地里种过土豆、红薯、南瓜、西红柿和辣椒。每次干活，都是父亲挑大头，我和罗广人小力薄，只是帮着打打杂。父亲像个农民似的，脖子上搭着一条湿毛巾，挥汗如雨地挖地、锄草、浇水浇粪。两兄弟负责将他锄掉的草拣到地头、帮他浇水、在收获季节拣红薯、土豆等等。只要我们哥俩在场，父亲的嘴是闲不住的，我们只好一遍又一遍地聆听他的谆谆教诲。
“生活烧吃两难。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没有一件不麻烦。我带你们两兄弟来干活，并不指望你们帮我多少忙，而是希望你们通过亲身体验，明白这样一个道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人要勤劳才会过上好日子，懒惰的人一辈子吃苦受穷。”
当然，有的时候是我们因干活不力而挨父亲的骂。这种劳动锻炼的结果，是我们明白了劳动光荣、懒惰可耻的同时，也对劳动产生了畏难情绪，劳筋动骨的事儿一点也不好玩。我们宁愿在家做功课也不想去变电站劳动。父亲发现这种苗头后便对我们施以强力，不去就打。没奈何哥俩只得噘着嘴巴，怏怏地、远远地跟在后面，心里对他恨得要死。
哥俩最渴盼的事情是过年。我们家迁居黑河坝的头一个新年正好是八十年代的第一个春节，那种欢乐喜庆的气氛是我们在乡下从未经历过的。母亲给我们做了新衣，军装绿的棉袄罩衫、浅灰色裤子、一人一顶皮帽子；父亲又从汉中买回了鞭炮。吃过年饭，哥俩每人揣上一兜散炮，拿上父亲给点燃的香烟，乐呵呵地下楼放炮去了。除夕，每人手里捧着一张挺刮的、散发着油墨清香的伍元新钞进入梦香。初一天尤未亮，受父母之托，哥俩一骨碌爬起，用竹竿挑着一挂鞭炮，下楼点燃，噼里啪啦往东走，此之谓出行。
春节后，我们家喂了一头猪。猪喂在楼头一个与父亲相熟的黑河坝老乡家的猪圈里，父亲和母亲每天轮流端着满满一盆猪食去喂它，乐此不疲。这是父亲增收节支计划最重要的一步。其次是将阴坡大队分给我们家的几百斤玉米蹚水抬回来，磨碎后或和米煮，或蒸成窝头吃，吃得哥俩眦牙咧嘴，叫苦不迭。此外，父亲又在楼后的山坡上挖了一块地，种上西红柿和辣椒，交由母亲管理。父亲不厌其烦地教导我们说，勤是摇钱树，俭是聚宝盆。光勤不俭，钱都花干；光俭不勤，无钱可存。只有又勤又俭，家里才会有钱。父亲在这方面身体力行，辛苦劳作之外，是异乎寻常地省俭。他经常去汉中送表，每次进城，连两三毛钱一碗的馄饨都舍不得吃，通常就是啃两个五分钱的烧饼。父亲常年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劳动布工作服，脚穿一双破旧的黄胶鞋。干活的时候，他头戴一顶草帽，裤腿转到腿肚子上，与黑河坝的老农无异。母亲也同样简朴，常穿旧得不能再旧的灰裤子，白色或淡淡彩格的的确良衬衣，衣领扣得整整齐齐的。她和父亲其实也有几件好一点的衣裤，但都放在箱底，舍不得穿。
黑河坝四面环山，山与山之间又绝不相连，宛如古埃及的金字塔。山间的罅隙也不是深涧大谷，而是黑河、白河以及一些羊肠鸟道。翻过一架山头，又是一个由数座山峰围住河谷或平坝形成的村庄。这一座座高山，一个个村落，就像银河系中数不清的星系一样，构成了莽莽苍苍的秦巴山区。
春天的黑河坝，山清水秀，如烟似梦。蔚蓝的晴空下，群峭摩天，萦青缭白。这些高峻的大山，桀骜不驯、气势磅礴地屹立在明丽的寂静中，向世人昭示着一种古老而又庄严的力量。山脚下悠悠流过的黑河，澄清如练，闪烁着蓝宝石的幽光。河坝上那碧青的水稻、绿油油的麦苗、黄灿灿的菜花、紫白色的蚕豆花，中间点缀着一些艳若朝霞的红杏夭桃，绝似一幅五色斑斓的彩锦。加上四周围着一排排青翠葱茏的白扬树，给人一种仙乡乐土、世外桃源的感觉。
春天是游玩的季节。在母亲的恩准下，我和罗广做完作业即可下楼玩。哥俩像两匹喷着鼻子撒欢的小马驹，或爬到半山腰偷老乡的苹果；或跑到河边钓鱼、放风筝，在丝绒般柔软的草地上打滚；或顺着马路，沿略阳商店往前，经黑河上的那座双孔石桥――２号桥，倒走一个Ｕ字，一直玩到冯家坪，最后走河坝经４号桥回来。沿途的水光山色、花草树木，令我们赏心悦目，流连忘返。
父亲长年在变电站值夜班。这年春天，单位给变电站配了一台黑白电视机；哥俩长这么大从未见过这么神奇的东西，一下子被它迷住了，几乎每晚都跟父亲去变电站看电视。
不久，第一部国产电视连续剧《敌营十八年》开播，立刻风靡了全８０９。我和罗广连功课也不做了，吃完饭嘴一抹就随父亲去变电站占位置，因为看这台电视的还有其他电工及家属不下二十人。但母亲没去，她说她看家，其实我们清楚，她是要休息她那疲惫的身体。
母亲的生活异常辛苦和单调。每天除了上班，还要忙家务，洗衣、烧饭、搞卫生，无所不做。稍有闲暇，又要喂猪、种菜，或者出去扯猪草、捡黄豆、麦穗、花生之类，很难见她停下来休息。母亲素患痔疮，一累狠了就便血；蹲完厕所便头昏眼花，走路摇摇晃晃的。这时候，她便上床躺一会，头不昏了又接着干活。
入秋后母亲换了工作，托儿所进了几个年轻姑娘，她被辞退了。在“五七连”老乡的帮衬下，母亲又烧起了锅炉。锅炉房在冯家坪的厂区内，比托儿所远一倍；劳动强度也大得多。母亲头上搭着一条湿毛巾，一锹一锹地往红彤彤的炉膛里添煤，炉前的温度即使是冬天也与炎夏酷暑无异。母亲日复一日、风雨无阻地上着这个班，从未抱怨过什么。农村沉重的体力劳动炼就了她一副健壮结实的身体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和万福庵的田间劳动相比，烧锅炉的确不算什么，何况付出的汗水也有代价，她每月都能领到三十元工资；不像在农村，累死了也挣不到钱。
冬天，我们全家不辞劳顿，徒步五、六里去锅炉房洗澡。为了避人耳目，我们通常是晚上去，有时候还要排队等待，因为烧锅炉的不止母亲一人，大家同样要洗这种免费澡。
一天，洗完澡，母亲给罗广穿衣服，无意间在他左臂靠近腋窝的地方摸着了一个坨，一按罗广疼得一缩。她第一个念头就想到了瘤子，恐惧顿时像冷水一样浸透了她的全身。她忙把这一发现告诉了朝美。父亲也十分害怕，但他劝母亲不要慌，他们先带罗广去勉县检查。
到了勉县，县医院不能确诊，只说有可能是肿瘤，建议开刀。父母犹豫不决，我们全家笼罩在一层疑惧和忧郁的阴影里。母亲不停地流泪，她的两个孩子怎么就这样多灾多难呢！文新十个月的时候，右边腋下长了拳头大一个脓包，疼得他整宿整宿地哭。她和妹妹带他去常德开刀，脓血稠如麦酱。医生在他的创处塞了两根一米多长的药捻子，看得她心疼如割。文新婴幼之年即遭此磨难，元气大伤，对他以后一个显著的影响，就是不长个。他今年十三，可比人家十岁的小孩还矮。现在罗广又生了这个无名之病，叫她如何不悲伤、不焦心如煮呢？
罗广的病情加重了，胳膊里的小包一碰就疼。病急乱投医，母亲带他来到８０９医院。当班医生是个三十多岁的女大夫，身体较瘦，姓张；是正规医科大学毕业的。她把罗广的胳膊翻来覆去摸了半天，沉吟着对母亲说：“这不像是瘤子，暂时不要开刀。我怀疑是淋巴结发炎。我给孩子开点药吃吃，再打几针青霉素；看能不能消下去。消不下去我们再说，啊？”
母亲马上表示同意，因为她打心眼里不希望儿子得的是肿瘤。满心渴盼地打针、吃药，一个月后，罗广胳膊里的小坨竟消失得无影无踪了。母亲喜得连称张医生是神医、好人，和父亲一起携罗广去医务室谢了她几次。全家人就在这种灾消祸退的轻松欢快中迎来了新的一年。
四
一天晚上，我和罗广被里屋一阵凶猛地争吵声惊醒了。父亲粗声大嗓地恶骂着，母亲一反常态，凶声回骂；极度的愤怒使她忘了外面的孩子。父亲毫无收敛之意，愈骂俞狠，俞骂俞毒。母亲突然哭了，呜呜地骂父亲是畜生、王八蛋。接着乒乒乓乓一阵乱响，两人打起来了。
罗广吓得缩在被窝里一声不出。我是老大，只得起来劝架。我乍着胆子敲了两下门，里面又起了一阵骚动，似乎是一个要开，一个不让。我又敲了两下，门开了。是父亲开的门，他的手还搭在门锁上；但他的头掯着，身体弯成了九十度，因为他的头发被母亲牢牢地攥住了。为了不使头被老婆按下去，他不得不像个摔跤手似的抓住她的肩膀。两人都穿着短裤汗衫，弯腰僵持着，那架势就像两头顶架的水牛。母亲不停地用脚踢着父亲，见我进来，不免有些分神。父亲趁机以十几根头发的代价让头获得了自由。母亲急忙再去揪他的头发，但双手被父亲死死地掯勒住了，动弹不得。
我的心始终是向着母亲的，现在见她吃了亏，忍不住冲着父亲尖叫起来：“快放手，你这个流氓！欺侮女人算什么本事！”父亲吃了一惊，这是我平生头一回骂他。他怒不可遏，若不是母亲钳制了他，他定会冲出来狠揍我一顿。
父亲用力压住拚命挣扎、踢打的母亲，满嘴喷沫地朝我吼道：“小杂种，你没见这个泼妇在踢我的下体吗？！她想置我于死地啊！”
母亲听了这话，不期然停止了踢打。她哭着穿好衣服，一头冲出门去。父亲 慌了，也无暇计较我刚才的冒犯，叫声：“文新，快跟着你妈！”拔腿追了出去。我心里突然掠过一阵恐惧，这恐惧和我当年得知母亲吞食老鼠药后产生的恐惧一模一样。我跌跌撞撞地追下楼去，提心吊胆地跟在他们后面。
时候已过夜半，没有月亮。微弱的星光下，三个相隔一段距离的朦胧人影在马路上匆匆疾走。母亲走下３号楼东头的斜坡，径直朝回水湾扑去。坡底地势平缓，黑河在此流速放慢，小股水流上溯回走形成一湾静水，故称回水湾。父亲和我魂飞天外，拚命朝母亲跑去。就在母亲一只脚踏进水里的一刹那，父亲从后面抱住了她的腰。母亲挣扎着哭叫：“放开我！我不想活了，让我去死！”父亲死抱住她不放。我拽着母亲的胳膊哭道：“妈，你不要这样嘛！我们回家去。”父子俩硬是将母亲抬回了马路。她便横躺在路上，蹬脚捶地地哭个不休。我和父亲默默地守在旁边，生怕她爬起来再寻短见。
母亲其实不是真的想死。她哭累了，嗓子哭哑了，就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尘土，一声不发地往回走。父子俩像来时一样紧跟着她，心里的一块巨石总算落了地。
事后，母亲告诉我，他们吵架的原因是父亲不让她掌管经济大权。自结婚以来，家里存了多少钱，她分毫不知。经她这么一闹，父亲让步了，让她查看了所有的存单。存款总数竟高达七千元。
当时父亲和母亲的工资加起来也不足百元，七千元可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由于全家人一起生活开销大，这两年存的钱有限，其主体显然是父亲在十几年的单身生活中以一种蚂蚁啃骨头的精神日积月累攒下来的。母亲从父亲这笔不菲的存款上看出了他性格上闪光的部分：节约，不乱花钱。这七千元除大大增强了这个家抵御风险和不测的能力外，还极大限度地鼓舞了母亲对家庭的信心和勇气。她原谅了父亲对她的伤害，以更大的热情投身到紧张忙碌的生活中去了。
我和罗广的冲突来自他对我的反抗。我一贯信奉弟弟必须绝对服从哥哥，不但对罗广呼吆喝六、颐指气使，还对他自己想做的事横加干涉。罗广对我烦死了、恨透了，就用他在爸妈吵架时学来的脏话骂我，以泄心头之愤。他既敢反抗，我就要镇压，经常揍得他哇哇痛哭。我打罗广如果被父母撞见或是罗广事后告状，我就得挨父亲的拳头；所以每次打完了我又把他抱在怀里哄劝、安慰，直至他回心转意为止。一次，我发蛮将罗广从床上拖到地下，拳打脚踢。他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弱息奄奄。我吓坏了，赶紧把他抱上床，抚慰半晌；又去厨房打了两个荷包蛋喂给他 吃。可怜的、稚嫩单纯的弟弟居然就这样原谅了我这个穷凶极恶的哥哥，破涕而笑了。
随着生活担子的逐年加重，父亲的脾气越来越坏，打骂两个儿子也成了家常便饭。罗广虽然敢反抗我，却不敢顶撞父亲，挨的打相对就少得多；我却因处在十四、五岁的青春期，血性初起，屡屡抗拒父亲，又爱欺侮罗广，因此父亲下狠手打的通常是我。
我们挨打的原因和父母吵架的原因一样平淡而不可避免。哥俩兴之所至，难免会做出一些荒唐、惹人厌、父亲见了手痒的事，引火烧身。我从小就不稳重，毛手毛脚的，母亲说我是插不稳的一支蜡；家里因我而毁损的东西委实不少，但父亲都一一为它们报了仇。我每次挨打之后依然故我，丝毫没有长进。父亲打人轻则栗暴，重则拳头，较少用耳光，故而我们挨打的耻辱感不是很强烈，更多的是自认倒霉和自叹命苦。我有个坏毛病，喜欢拣碗橱里的菜吃，父亲每次撞见都要请我吃栗暴，骂我是小偷、贼。再因为钱的事哥俩也没少挨打。有一回罗广在变电站掉了两分钱，父亲赏他两个栗暴后，又硬逼着我们俩转去找了两次；结果依然没有找到。另有一次，哥俩去勉县玩，中午把母亲给的五块钱吃光了。父亲问明我们不仅吃了馄饨，还吃了小笼包子，勃然大怒，每人捅了几拳后，又罚跪，跪得两腿酸麻才让起来。
五
不觉已是麦收季节，黑河坝风景绝佳。银蓝色的天空中轻涂淡抹着纤薄、细散的白云。明灿灿的阳光下，绵亘起伏的山岚仿佛披着绿色的挂毯，青翠秀丽，令人神往。那几座孤傲的山峰好似癞子的头，裸露着块块点点炸山采石留下来的疤痕。清澈的河水绕山流转，强烈的阳光雨一样投洒下来，随处跳荡着白金似的波光。那条通向外界的柏油马路宛如一条长长的黑蟒，在绿水青山中蜿蜒游走。山脚河坝的绿树间，点缀着幢幢红黄青灰的楼房和栋栋黑褐色的农舍；更有山腰里的那些农家，荫蔽在郁茂的树林中，只见饮烟，不见屋影。
而天气却日见燠热。山脚的白杨树、刺槐树，山上的核桃树、柿子树和板栗树在烈日下毫无生气地泛着白光。树间的鸣蝉更是此起彼伏、无休无止地叫着烦热。柏油马路被太阳晒得松软湿润，黑油油的像是一条上了漆的、闪光发亮的宽腰带。黑河坝的老乡把割下来的麦子整齐均匀地铺在马路上，让往来的车辆辗压脱粒。陕南一带，每年六、七月间，柏油马路上便铺满了或厚或薄的小麦，雅称“千里大晒场”，令过往的司机叫苦不迭。乡领导告诫说，沥青有毒，马路上晒出来的麦子有损健康；老乡们笑道，我们自己又不吃，都交公粮了。照晒不误。
黑河坝夏天温差较大。白天热风像砂纸一样蹭着人的皮肤，晚上却是水一样清凉。夏夜的赏心乐事莫过于去冯家坪看电影了。８０９每个月都要放三、四部电影。８０９商店前面有一个灯光球场，除供举行篮球赛外，另一个主要功用，就是放电影。每逢有电影的晚上，黑河坝黑魆魆的田野里便会亮起无数火把和电筒，人语喧哗，脚步杂沓；方圆十数里的老乡呼朋引伴，蜂拥而至，在灯光球场紧挨着８０９的人围成一堵厚厚的、密不透风的人墙。
山里人洗澡不勤，身上难免有些异味。８０９的人开始很不习惯，或掩鼻，或敬鬼神而远之，或嘴里喃喃呐呐骂个不休。但日子一久，他们也便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大家乌压压地挤了一球场，相安无事、其乐融融地看着电影。
黑河坝年年夏天都发水，时大时小。黑河、白河河床宽浅，源头又在山里头，雨水冲刷过山谷后夹着泥沙，汇聚在一起奔流急下，碧清的河水很快为之变色。通常下一两天雨，冷不丁一望，河水就已涨上来了，一片浑浊。雨止天晴，太阳晒上几天，河水又清澈如故。
今年夏天气候有些异常，从六月到八月初就只下过两场小雨，大部分时候都是烈日当空，炎蒸暑热。土地被烤裂了，接近地面的空气像透明的火焰一样颤抖和闪光。
八月中旬一天，浓云蔽日，天空白灰灰、光闪闪、闷沉沉的，热得人跟蜗牛一样，身上汗黏黏的。正午时分淅淅沥沥地下起了小雨，焦干的土地略得润泽。下午天色变暗，雨势增大，向晚竟成飘泼。
次日上午雨停了，太阳依旧不见。下午复又猛下起来，哗哗的暴雨形成一道白蒙蒙的水幕，亮光闪闪，雾气飘拂。地上水泡成片，积水横流。
此后一连几天大雨滂沱，天都快下沉了，河水涨到了历史最高水位，暗黄色的浊流喷吐着泡沫，翻滚澎湃，浩浩荡荡地奔腾东去。
天公仍在发怒，大雨如注。雨脚笔直地密密匝匝地倾泻下来，天地间弥满了那种单调、凄凉、绝望的窸窸唰唰的雨声。
山洪是１９号凌晨偷袭黑河坝的。１８号深夜，雨突然停了，黑河坝笼罩在一阵可怕的寂静之中。蓦地，一片雪白的闪光从东北方耀起，将大地照得如同白昼；而后所有的电灯都熄灭了，地狱般阴森的黑暗主宰了一切。大家开始还以为是闪电，但迟迟没有听到雷声。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地震啦！”因天气怪异而疑心已久的人们信以为真，立刻倾楼而出，各找平房避难。冯家坪甚至在楼前搭起了防震棚。父亲、母亲将家中的存折与值钱的东西卷成一包，带着两个儿子来到付业组大门口的一间平房栖身；我们一个湖南老乡在付业组上班，他们夫妇及两个女儿也和我们同室防震。
是夜谁也不敢合眼。雨不知何时又下了起来，而且下得比以前更大了。外面的人说那道白光是洪水淹没了茶店过去的五里河电站，致使高压电线短路而产生的火光；并非是地震前的地光。大家略感安心。凌晨三时许，天空漆黑如墨，暴雨倾盆。马路上有人惊呼：“不好了！涨水啦！”父亲、母亲忙撑伞出去探看；回来说洪水离三号楼还远，暂时不会有事。只是河坝的水塔被淹，里面值夜班的三个管道工生死不明。
洪水还在继续上涨，外面隐隐地有人哭喊，大概就是那三个管道工的家属，他们全都住在３号楼。我们担心洪水会漫过马路，涌进楼房，已作好了往山上跑的准备。想到洪水的肆虐可能带来的灾难，每个人心里都是沉甸甸的。
拂晓时分，雨住了。洪水冲到３号楼东头的斜坡后也停止了上涨，大伙提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白天来临，天色灰暗凄凉，仿佛深秋雨天的薄暮。人们纷纷来到马路边观看水势。这是一场百年不遇的山洪，黑河坝已是一片汪洋。水面上雾气缭绕，泡沫翻滚；河坝中央的学校和配电房踪影全无，只剩下一片白杨树的树梢刷着水响。连接河坝和冯家坪的４号桥竟不知所往；２号石桥桥面也已漫水，护拦断了几处。４ 号桥附近的那座圆水塔犹在，水面距塔顶不到一尺。三个管道工还活着，洪水把他们一步步逼上了塔顶；此刻正在上面手舞足蹈地呼救。
洪水冲断了那条柏油马路，并在靠近茶店区磷矿的地方引起山体滑坡，阻塞了河道，致使洪水回泛，淹了黑河坝。地势低洼的人家惨遭灭顶之灾，住在高坡及山腰上的山民幸免于难。８０９生活区地势较高，安然无恙。但厂区全部进水，车队的两个大储油罐被冲到了茶店。
远处，滚滚东流的洪水仿佛振鬣奔腾的马群，发出低沉、雄浑的吼声。近处，泥黄色的止水散发着动物腐尸与铁锈味相混合的气息，翻吐着白沫，起伏荡漾，悄语低吟。水面上漂浮着根根木头、死牲畜、柜子、箱笼、桌椅板凳、锅碗瓢盆；还有从学校冲出来的一只只篮球、排球、足球以及篮球架、单杠、双杠等等，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人们还看到这样惊心动魂的一幕：从白河上游漂下来一架木筏似的屋梁，上面有一个女人、两个孩子、一只狗和一口箱子。女人拚命向岸边招手，狂喊救命；但岸上的人束手无策，都大呼小叫着，眼看她们被汹涌的急流带走了。
次日，天放晴了，太阳重新露出了它那张久违的威猛严厉的脸。洪水缓缓退去，８０９开始组织营救三个困在水塔上的管道工。老百姓则忙着打捞水中的东西。我们家也捞了一堆木头，但后来全部上缴充公，支援灾民重建家园去了。
十天后，洪水退尽。黑河坝中央河谷变成了一望无际的沙洲。８０９子校及配电房被埋在了泥沙下面，人们挖课桌板凳和变压器时挖出了十几具尸体。８０９的职工又从浅水里捉起了大大小小百余条从山里头冲下来的娃娃鱼，饱享了这一珍馐美味。
马路路基被冲垮多处，路面破损断裂、变形的地方不计其数，看起来就像一条被人砸得稀烂的死蛇。８０９业已停产，吃的米面和学生开学用的课本都是全体职工及学生从茶店背进黑河坝的。
通向黑河坝以远山村的那条简易公路也被冲毁，粮食衣服等救灾物质全靠老乡用背篓背进去；一百多里的山路，老乡们走得直哭。
当地老乡损失惨重。黑河、白河上游住在河边低谷的山民房屋、人畜俱被洪水卷走。黑河坝受灾人口达三分之二，村子里凋敝残破，满目荒凉。８０９的职工家庭基本上没什么损失，大水一退，他们又恢复了往日的工作与生活。
夏天的黑河坝还有一桩盛事，就是捞鱼。有好事之徒在黑河或白河上游倒下一两瓶鱼糖精（一种鱼吃了会发昏的药），整条河的鱼都会晕头晕脑地浮出水面，有的干脆翻了肚。人们于是拿上自制的捞网，呼朋引伴地下河去捞鱼。
我喜欢捞鱼，但每每收获甚微。一天深夜，父亲叫醒我，说去捞鱼。我们打着电筒，在２号桥前面下水，顺流捞下去。不想那次药力不够，鱼是露头了，但相当灵活、机警，你休想网到它。折腾了大半夜，只捞到了几条小鱼。不过，那天晚上却有一个意外的收获。我们在河边的水草中碰到一只迷途的鸭子，父子俩围追堵截，忙了半天，终于将它擒获；带回去打了一顿牙祭。
以后父亲很少再去捞鱼，我却乐此不疲。好多次鱼没捞着，人却掉到河里，浑身湿淋淋地回来，惹得父母笑骂不已。
炎夏将尽，８０９又迎来了一桩激动人心的快事：看录像。那时录像刚刚在内地兴起，多是香港的武打连续剧和武侠电影。８０９从汉中租来录像带，利用自己研制的彩色电视转发机，配录像机向全黑河坝播放录像。此时３、４号楼均已配了彩电，可以清晰地收到冯家坪放的录像节目。为了抢时间，８０９通常把一部二十多集的连续剧集中在一两天内放完。于是我们往电视机前一坐就是一天，从早晨一直看到深夜。电视机放在二楼一间空房窗前，正对着马路。哥俩早早地来到电视机前的空地上占位置，我们周围很快就聚起了一片扇形的人群。父亲、母亲看到中间，又要回家烧饭、喂猪；晚上熬不住困倦，先去睡了；而我和罗广却总是坚持到电视机前只有几个人为止。
《霍元甲》、《陈真》、《姿三四郎》；成龙、于荣光、龙君儿，让我们欢喜，叫我们痴迷，令我们纯真无邪的梦增色添彩。哥俩打心眼里感到幸福和快乐。
换来我们无忧无虑的欢乐的是父母辛勤沉重的劳动。他们除了上班，还要喂猪、种菜、拣柴禾。尤其是喂猪，猪草打回来，需要切碎、煮熟，加猪饲料搅拌后倒进猪食缸里沤酸。我们家门口立着一个半人高的猪食缸，为了使缸内猪食常满，家里的每一个人都有打猪草的义务。但母亲怕我们影响学习，更多的时候是她一个人出去打猪草。
一天，雨过初晴。母亲正在楼后贴山的那条水沟里扯猪草，她佝着腰，头埋得很低。蓦地，一股刺鼻冲眼的气味扑面袭来，她像被火燎了一下似的急忙抬头，发现沟里不知是谁倒了一滩大漆在那里。当时她没有在意，到家才发觉脸有些红肿，不疼也不痒。到医院去看，说是大漆中毒，开了点药吃，却不管用。脸肿得一天比一天厉害，原来下巴尖尖的长脸肿得像馒头一样，眼睛只剩下一条缝。可母亲仍坚持每天去商店上班，见到她的人无不感到惊怪骇异。后来还是父亲从一位老中医那里打听到一个方子，买了好些中药回来熬汤，让母亲天天用药汤的热气熏脸。熏了一个多月，母亲那张怕人的肿脸才消回了原样。
大水过后，８０９子校搬到了冯家坪。小学设在厂区；中学设在医院后面一个叫山区的地方。山区即山间的平地，教室是几间废弃的实验室，而且只够从初一到高一四个年级，至于高二，竟被安排在了医院原来的太平间内。
为了方便我们三、四号楼的学生上学，单位在原４号桥剩下的两个桥墩附近用白杨树贴着水面搭了一座便桥。但只要一下大雨，这座小桥便会消失。冲了再搭，搭了又冲，如此反复了好几次，最后单位也懒得搭了，我们只好蹚河上学。涨水的时候，就走２号桥绕。
上学既愉快又烦恼，既轻松又辛苦。小学升初中我考了个全班第一，上了初中也一直名列前茅。罗广却老是成绩平平，没什么起色。父母对我的期望远胜于他，这使我感到很忧郁，生怕考不好而令父母伤心失望。但我还是喜欢学校生活，和弟弟一道上学，和同学一起嬉戏游乐，都是非常轻松惬意的事；做功课委实很枯燥、很辛苦，而考了高分后老师的表扬、同学的羡慕、父母的欣慰又使得这种付出很值得、很有代价。
母亲不仅在生活上对我们无微不至，在学习上也给了我们很多鞭策和鼓舞。她总是用我们家在８０９的地位激励我和罗广：“爸爸妈妈这辈子是落在人家后面 了，可我希望你们两弟兄发狠争气，现今在学习上，将来在生活上都不要输给人家。”
我们上学母亲操碎了心。在家里，她什么也不让我们做，一日三餐茶上手饭上手；衣服鞋袜全是她洗的。有时候父亲叫我们干活，捡柴禾打猪草什么的，母亲 便跟他吵架，说耽误了学习。哥俩去了学校，母亲心里也时刻记挂着我们。每逢下雨，她都要蹚河过去给我们送雨伞、雨鞋，连上晚自习也不例外。多少个雨丝纷披的夜晚，哥俩把书包顶在头上，刚刚跑到商店下面的马路上，就见母亲打着雨伞，夹着雨具，从昏暗的路灯影里朝我们走来。“文新、广儿！”母亲疼怜地叫道。一股暖流顿时充满了我和罗广全身的血管和神经。我们扑上去攀住母亲的臂膀，就像两个在大风大浪中颠簸了一夜的水手又回到岸上一样安宁和幸福。
我初中毕业勉强考上了中专，汉中商业学校打电话来问我可去上。当时我一门心思只想上大学，对中专毫无兴趣，不愿去。父亲却满心巴望我去，因为这是一个跳离农门的好机会。外人也说，早出去早减轻负担，大学多难考呀，别把孩子耽误了。父亲更觉得我该去了，苦口婆心地做我的工作，我不为所动。母亲支持我的决定，她责备父亲说：“文新不想去就算了，让他读高中吧。我就不信他考不上大学。”父亲只得作罢。可又恨我不听他的话，找茬骂了我一暑假。
黑河在不发水的夏天是清澈、温驯、包容一切的，是我们这些孩子的天堂。夕阳西下，澄明的空气中还残留着白天的余热，男孩、女孩们早已来到河边，各找地方脱衣，准备下水。深绿色的河水倒映着朵朵彩云，宛如粉红色的浮冰在缓缓地漂荡。随着一阵密集的“扑通”声，孩子们将这些“冰块”击得粉碎。
我和罗广也是黑河傍晚的常客。哥俩和大家一起在河中喧闹，打水仗、潜水抓人，或是爬到沙滩上摔跤打滚，弄得满身沙子再跳入河中洗净。到了八月份，我们还会偷老乡种在河坝上的花生吃。
有时下午太阳不大，哥俩还会单独行动，跑到回水湾下面的河里洗澡。那里地势低平，水流较缓，河中间有一块露出水面像牛背一样的大石头。石头周围是深水，越靠边水越浅。罗广不会游泳，只敢在浅水中玩；我则喜欢游上那块大石头，或立或坐，顾盼自得。一次，我鼓励罗广往深水里来来，我教他游。罗广听话地、小心翼翼地向我走来，冷不防一脚踏进深坑里，才叫了一声“哥！”头就不见了，只剩两只手在水面扑腾。我吓得魂飞魄散，拚命游过去，把他托出水面，推到浅水里。可怜罗广肚子已经喝圆了，嘴里不住往外吐清水，气息奄奄。
七
我高二那年，西头的邻居按千分之三的政策解决了户口，搬到冯家坪去了；我们住进了他们那套房子。这样，我们家在３号楼就有了三套房子。可母亲依然高兴不起来。
户口问题始终是母亲的一块心病。８０９每年都有千分之三的指标，但半工半农的家庭实在太多，得到它需要很强的活动能力；而父亲的活动能力可以说是零。眼看着同样条件的人家一户一户地农转非，我们却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母亲的心情是阴郁的、压抑的。尽管在人前她把头昂得高高的，目不斜视，可只要娘仨的户口一天不解决，她心里的头就一天也抬不起来。
这年春天，母亲因是农村户口而失业了。８０９商店缩编，已转到百货柜台的母亲和另一个吃农村粮的女临时工被辞退了。
从商店出来的头几个月，母亲和３号楼的几个家属一起修路。即修补那条被洪水冲得坑坑洼洼、边残沿缺的马路。热天到了，母亲出去干活通常穿一件薄薄的汗衫，回来时已被汗水浸透。母亲没有戴胸罩的习惯，她浑圆的、略有点下垂的乳房在湿衣下浮雕般地凸显着，配上她横扛一把铁锹，头发凌乱、步履沉重的样子，叫人好不辛酸。
马路修好了，母亲又告失业。此时我正面临高考，罗广也将初中毕业；父亲不愿动用积蓄，家里经济十分紧张。母亲深感不能就这样闲着，她得想办法挣钱。
８０９是指望不上了。在８０９干了六年临时工之后，形势发生了变化，在许多城镇户口的家属都没活干的情况下，农村户口的她已无再干临时工的可能。劳服公司的老乡下台了，朝美又不会来事，她唯一可以依靠的只有自己。
母亲想到了缝纫。她年青时曾给一个乡下裁缝当过４９天学徒，在万福庵住家时买了一台缝纫机，原本想在家里揽活开店的，终因技术不熟、活太少而作罢。搬到黑河坝后又买了一台缝纫机，在家里做些缝缝缀缀的活，也没想过其他的。如今到了生存危机的时刻，她心里豁然一亮，何不利用自己现成的缝纫手艺，在楼下开个裁缝店呢？
母亲于是买了两本裁剪书，一过揣摩学习，一边找地方。这时楼后的马路边已搭起了两间棚屋，西间是家理发店，东家是父亲一个同事家盖的，盖好了一直空着。母亲想着这间棚屋，叫父亲去说。那位同事倒也爽快，声明不要租金，只要让他会踩缝纫机的老婆入伙。母亲觉得这样也好，就答应了。
３号楼的裁缝店就这样开张了。每天早晨，母亲和父亲把缝纫机抬到店里，傍晚收工时又吃力地抬上楼去；母亲的搭档也是如此。搭档不懂裁剪，母亲负责裁衣，两人一块做，收入二一添作五，两家平分。
开始收的活很少。母亲凭着星点淡薄的记忆，看着裁剪书，按图索骥，一剪子一剪子谨慎地裁着；裁好后拿到４号楼一家有锁边机的人家锁边。头一个月，由于母亲生疏的裁剪和搭档拙涩的缝纫，店里做废了好几件衣服，赔偿顾客的损失后，二人实际所得不到十块钱。但毕竟没有赔钱，这个极富希望的开端大大鼓舞了母亲她们的干劲。两人信心百倍地接活、做衣服；剪刀嚓嚓嚓地轻吟，缝纫机嗒嗒嗒地欢唱。母亲边干边摸索、尝试。愈裁愈奇，愈剪愈巧，裁剪技艺突飞猛进；尤其是裤子，精熟老到，堪称一绝；搭档的缝纫机也越踩越好。第二个月，她们只赔了两件小孩上衣；第三个月，就基本上杜绝了这种现象，月收入也已升至５０元。
店里的顾客主要是去茶店赶集路过３号楼的黑河坝及更远山村的老乡，当然，３、４号楼的住户也是这里的常客。母亲的名声传出去后，冯家坪也有不少人来这边做裤子。穿上笔挺的、合身的新裤子，素来挑剔讲究的８０９人也会情不自禁地向母亲竖起大拇指。
母亲不可谓不聪明，年逾不惑居然无师自通地掌握了成衣之术，给家里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而这聪明里面又包含了多少心血和汗水，个中的酸辛苦涩，任由母亲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慢慢品啜。
父母含辛茹苦，给我们弟兄俩创造了一个宽松自如的学习环境，可我们并没有好好珍惜。搬进西头那套房子后，我就一个人住在原来的房子里，复习功课，以待高考。罗广睡西头房子的外间，也在父母的督促下，勉为其难地看书、学习，准备中考。哥俩其实都不好用功。我的阵势摆得挺大，模样装得也挺像。每天呆在房里，足不出户，三顿饭都要人喊；晚上看书至深夜，次日便夸耀地对母亲说：“昨晚我学到转钟两点。”或是“我昨天只睡了四个小时。”母亲总是啧啧连声，心疼地说：“孩子，你也不要太拚命了，身体要紧啊！”
为了给我补身体，母亲每天早晨都要蒸两只鸡蛋，冲一杯麦乳精，亲自端到我面前。罗广的早餐和我一样，但数量已经减半。母亲和父亲吃的却是自家做的大馍。
父母对罗广的中考显然不抱希望，每次看电影都带上他，却不准我去。我口中说，高考迫在眉睫，谁还有心思看电影！等他们一走，我便推出自行车，飞也似的骑到灯光球场。电影临散场时又提前骑回。母亲到家见我正学得起劲，感到异常欣慰，以我为样板训斥罗广道：“你看哥哥，多用功呀！肯定能考上大学；可你，只有当工人的命！”罗广鄙夷地看了我一眼，冷笑不语。
我的虚伪和狡猾罗广知道得一清二楚，但他从不揭穿我。一方面是他善良厚道；另一方面，偷看录像，我们是同谋。
８０９那时仍在放录像。母亲怕影响我们复习，坚决不让看。我和罗广也拍过胸脯，保证不看。父母白天辛苦，晚上一般睡得很早。等他们一睡着，我便轻轻地打开房门，蹑手蹑脚地下了楼。刚到楼洞口，蓦听一声低喝：“干啥去！”我惊了一跳，转身见罗广站在楼梯口，望着我嘻嘻地笑。我反问他：“你干啥呢？”
“上厕所。”这是罗广早已想好的理由。我也有个万一被父母撞见时的说法。
“我学累了，出去走走。”
“哥，我也学累了。”罗广的声音里透着某种乞求和希望。他知道他想如愿就得先过我这一关。
我寻思若要罗广不告发自己，唯一的办法就是拉他入伙。
“那你下来，我们一块去马路上溜溜。”
罗广立刻心领神会地走下楼来。
我看录像有个毛病，喜欢怜香惜玉。剧中貌美如花的女主角或女配角为救她们心爱的男人而死，我便会一连数天想着这个女人，为她的枉死悲苦惋惜，郁郁不乐。再有一些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女主角纵然不死，也会在我脑子里萦回盘绕，挥之不去。这严重影响了我的复习，制约了我在考场上发挥最佳水平。高考结束后，我的感觉特别不好，就像一连看了好几部女主角猝死的录像，心里悒郁极了。
不明真相的父母却对我充满了信心，放榜前把家里那头喂了一年的猪杀了，刚好卖了１８８块８毛８。母亲喜之不尽。眉花眼笑地说：“老天爷显灵了！我们家要兴旺了！文新必考上大学无疑。”
母亲碰巧蒙对了。那年陕西省的最低调档线４５４，我考了４６９分，因志愿填得过高，被录进了西北工业大学为三线航空基地培养定向生的大专班。罗广中专没考上，这早在大家的预料之中。父亲和母亲沉浸在罗家破天荒出了一个大学生的激动与喜悦里，对小儿子上不成中专并不在意；文新带了个好头，罗广也一定会发愤图强，考上大学的。
接到通知书的那天晚上，母亲买了个大西瓜，冰在水桶里。父亲值班没回来，为了等他一同吃瓜，母亲建议下楼走走。夜色苍茫，星月微明。楼后的马路上有很多人乘凉。三娘母走下东头那个长坡，来到河坝各自找块石头坐下，抚今追昔，畅想未来。微光闪烁的黑河静静地从我们身边流过，其躯体敏捷而安详，仿佛一条神秘蠕动着的巨蟒。母亲感慨万端，爱怜地看着儿子们说：“刚到黑河坝的时候，你们还是小孩子，一晃六年过去，文新都考上大学了。这些年，为了生活，爸爸妈妈吃了不少苦。可只要你们两弟兄有出息，我们再苦也值得。现在文新我可以放心了，只剩下广儿；广儿也要发狠，像哥哥一样考个大学，替妈妈争口气。等你们两弟兄都大学毕业了，我再解决个户口，妈妈这辈子就万事大吉喽！
八
我去西安上学时正赶上８０９第二次搬迁，一大批科研、生产骨干离开了黑河坝，冯家坪的单元套房空出了大半。是年秋天，３、４号的住户全部搬到了冯家坪。这两幢楼送给了黑河坝，４号楼作了乡政府，３号楼作了黑河坝初中的教师和学生宿舍。我们家搬进了毗邻８０９医院的那幢楼的二楼。父亲积习难改，又在顶楼的一套空房子里喂了一头猪和几只鸡。搬家后，母亲终止了与搭档的合作，自个儿把缝纫机摆进了８０９商店。在商店前同事的照顾下，母亲的生意不比以前差。很多人在商店扯了布料就直接送到母亲摊上，母亲应接不暇，生意日见红火。于是她买了一台锁边机，扩大了生意规模。
冬天，母亲又迎来了一件她期盼已久的喜事，我们家解决户口了！陕西省下了一个红头文件，凡在三线工作满２０年的职工，解决其家属子女的农转非问题。父亲的工龄是２７年，母亲多年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她和罗广成了正经八百的城镇居民。
父亲在写给我的信上说，咱们家这次户口问题的解决势如破竹，迎刃而解。语虽夸张不符，但他那种欣喜若狂的得意心情却跃然纸上。
我们家的确时来运转了，而在这种和乐兴盛的表象下面依然隐伏着矛盾和危机。父亲和母亲的争吵非但没有随家境的好转而收敛，反有愈演愈烈之势。父亲永远不知道克制自己暴戾的脾气，母亲对父亲的怨言也似乎越来越多，两人几句话不合便吵得不可开交。我满十五岁后，人变得轻狂自大，目空一切；又好自以为是，谁的话都不听。父亲看不惯我，常把我骂得狗血淋头，揍得鬼哭狼嚎。记起从小到大所挨的无数打骂，我对父亲刻骨痛恨。他也极端讨厌我，见到我就不舒服；我见到他更是难受，彼此积怨甚深。８６年春节，我和父亲间的矛盾来了一个晴空霹雳似的爆发。
我回家的那天，母亲的头疼病犯了，正卧床休息。母亲的头疼病又叫眩晕症，从小就有。只要一晕车或偶感风寒，便会天旋地转，头痛欲裂。在万福庵，母亲经常手按着头顶烧饭。饭熟了我们两弟兄先吃，她则上床躺下了。母亲头疼绝少吃药，一般是睡觉，睡一晚上，第二天就好了。
我见母亲攒眉蹙额、病恹恹的样子，心里十分难过，不免讲了几句责备的话，无非是要钱不要命，累倒了对谁也没好处等等。父亲在边上听得不高兴了，瞪眼喝声：“她不挣钱你在大学里吃屎！”劈头盖脸骂了我一顿。其时我肩上的包还未放下。
父亲骂我的时候，母亲挣扎着和他吵了几句。我听出父亲是因为母亲生病，耽误了干活挣钱而心里不快，找茬骂人。我对父亲的嫌厌骤然增至十分，他这人怎么这样冷血，一点也不顾恤、体贴老婆，母亲跟着他真是命苦。
初二晚上，灯光球场放电影，我们都去了，母亲未去。散场回来，父亲不知哪根筋不对，又和母亲吵了起来。他俩关在房里越吵越凶，母亲撑不住，呜呜地哭了。罗广素来不愿卷入父母间的冲突，躺在床上一动不动。我却按捺不住，径去敲门。
母亲开了门，不住地抹泪。父亲一见是我，便目露凶光，恶狠狠地说：“小子，你想帮她的忙？！我打不死你！”
半年的大学生活使我更加狂傲自大，目中无人。我十二万分看不起父亲，想起他以前送给我的残酷粗暴的打骂，我的气不打一处来。我言辞激烈地同父亲吵了起来。父亲暴跳如雷，狂吼乱叫；我也疾言厉色，不依不饶。在一股突如其来遏止不住的愤怒中，我喊出了藏在心底四、五年的那份威胁：“你再敢欺侮妈，我就对你不客气！”
父亲“哎哟”一声怪叫，钻进厨房抢来一把火钳，咬牙切齿地骂道：“今儿我非打死你这小杂种不可！”他窜到我面前，猛地推了我一掌。
我趔趄着撞到大衣柜上，幸未跌倒。一股暴怒从我心底油然腾起，像章鱼吐出的一团黑雾似的遮没了我的理性。我像一头受伤的野兽，凶猛地朝父亲扑去，不知怎么就把他按在了床上，双手像钳子一掐住了他的脖子。母亲惊呆了，她死命地拽着我的胳膊，哭喊道：“放手，快放手！你这样会掐死他的！作孽啊，要遭天谴的呀！”
母亲的哭声唤回了我的理智，我的手慢慢地松开了。父亲揉着脖子站起来，连咳带喘地吸了几口气，然后用一种虚弱绵长像是呻吟似的声音骂了起来：“忤逆！畜生……”他没想到我会动手，儿子打老子天下绝无仅有啊！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父母打骂孩子天经地义，可恨这个逆子竟敢犯上作乱，差点把他掐死！他感到痛苦、绝望和悲哀，在仇恨我的同时，也惧怕起我来。
我余怒未消，父亲骂我一个什么，我便在前面冠以一“老”字回敬给他。老畜生、老无赖、老流氓等等。我每骂他一句，母亲就使劲捶我一下，骂我大逆不道，该遭天打雷劈。
母亲的拳头在我身上激起的痛楚使我对自己恶劣愚蠢的行为感到惊惶、后悔和恐惧，我后怕得哭了起来。整整一个晚上，我都不曾合眼。生怕父亲会趁我熟睡时摸出来将我杀死；还怕父亲要和我断绝关系，不再供我上大学。我甚至作好了回老家当民办教师的准备。但这一切都没有发生，次日父亲照常做着他的事，只是阴沉着脸不理我。
数日后，父亲复又骂起我来。我带着悔罪的心情任由他骂，一声不吭。这以后，我和父亲间的矛盾虽然有所缓和，但关系依旧很僵，两人很难好言好语地对话。父亲看我不顺眼，还是瞪眼就骂，但他再也没有动手打过我。
九
翌年夏天，８０９第三次搬迁，大队人马人去楼空。冯家坪吃商品粮的住户全部去了合肥，而我们那批农转非的家庭却被留在了黑河坝。一方面黑河坝的房产需要人看守，另一方面合肥也没有房子容纳这些人。此时８０９已不复存在，剩下的四十余户称留守处。
８０９商店撤销后，母亲在商店下面临河的一溜门面中要了一间，开起了裁缝铺。这些门面多为留守处的人所用，有开修理间的、开杂货店的；缝纫店除母亲外还有一家。此外，黑河坝较富裕的人家也租了这里的房子做生意，收购土产、贩卖药材等等。８０９大部队撤走后，这里就成了冯家坪最热闹的去处。
这次搬迁对我们家影响最大的是罗广失去了读书的地方。罗广上高中后懂事多了，学习十分用功，成绩一直是班里的第一名。８０９子校高中仍是两年，搬迁时罗广刚好毕业。老师推荐他参加高考，名都报了，罗广自己也想试试，但母亲不让。８５年那次搬迁严重削弱了子校的师资力量，罗广成绩再好，也无法与三年制的高中生竞争。母亲估计得相当准确，几个成绩仅次于罗广的同学参加了高考，结果无一达线。
罗广去哪儿读高三呢？母亲想到了略阳一中。
罗广中考后曾接到过略一中的录取通知书，那年他才十四岁，从未离开过父母，母亲担心他生活不能自理，没让他去。现在是该去的时候了，可事隔两年，人家还会理这个茬吗？不管怎样先去试试，母亲指派父亲带着那张过期作废的通知书去略一中说说。
父亲认为母亲是异想天开，便说通知书找不到了，迟迟不肯动身。母亲很生气，天天和父亲吵。父亲没法，只得东翻西寻地找出那张通知书，揣着上路了。
我们家在略阳一中半个人也不认识。父亲硬着头皮找到校长，冒昧地向他说明来意。校长一口回绝；说当初叫你们来你们不来，现在过去两年了，你们又要来上。你当我们学校是什么？是旅馆？不行，我们学校不认这个名额。
过了两天，父亲在母亲的坚持下，再次来到略一中。这次他多了个心眼；上次在办公室见校长烟抽得很凶，所以特地捎了两条好烟。
校长见到烟，脸色略有缓和。父亲趁机长篇大套地诉苦求情，他把一个下层百姓的悲苦无奈说得淋漓尽致。校长被打动了。他收下烟说，明天带你儿子来看看吧。
就这样，罗广成了略阳一中高三（１）班的插班生。略阳是嘉陵江边上的一个小山城，地势高低起伏，建筑低矮散乱。嘉陵江从城中流过，将其一分为二。略一中坐落在北岸的山脚下，与城区相距十余里。罗广住在阴暗潮湿的学生宿舍里，睡的是通铺；一溜用砖头木板搭起来的简易床铺上，睡着二、三十个从山里来的孩子。被褥是破旧的、黑乎乎的，散发着浓重的霉酸味和汗馊味。吃的是清汤寡味的饭菜，菜汤里经常连油星子都见不到。罗广吃不下，就饿着。亏得父母隔三差五地去略阳看他，捎去一些可口的荤菜，他的身体才不至于垮下来。
罗广从小就胖，十几岁时身上肉滚滚的，脸圆得像月亮；人家都喊他胖娃。到略阳后，他整个人瘦了一圈，脸也变成了轮廓鲜明的五边形。更要命的是他从同铺的山区同学身上染来了虱子，给咬得遍体红斑，奇痒难忍。他一学期难得回来几次，每次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洗澡。母亲把他身上所有的衣服集中起来，放在开水里煮。一想到儿子过着那样艰苦的生活，她的泪水便溢出眼窝，滴在沸腾的滚水里。
水不激不跃，人不激不奋。个人和家庭的双重困境最大限度地激发了罗广的学习潜能；他非常刻苦、自觉，而且学得很有技巧，擅长把各科知识结合在一起，融会贯通。他的成绩节节攀升。上学期期中考试，他只位居中游；期末便已升至十二名。下学期期中，他打入了前五名；预选，他技压群芳，考了全班第一。
七月流火，一年一度的高考又开始了。考场设在城区东关小学。略一中用几辆小卡车接送本校学生。前五门课很快考完了，罗广感觉尚可。第三天下午，雷雨初霁。罗广与几十个考生爬上一辆卡车；他懒得和那帮家伙挤，就靠车尾站着，脚抵着车厢的后挡板。卡车徐徐开出了学校，路很窄，也不大平，车子有些颠簸。考生们的心思都在已考或将考的科目上，谁也没管那车是怎么开的。卡车匀速行驶着，司机中午觉没睡好，哈欠连天。突然，一个小孩兔子似的从车前窜过，司机吓了一跳，本能地急踩刹车，卡车像一只被脖子上的绳子拉住的狗似的猛然停下；早有一男一女两个站在边上的考生被强有力的惯性抛下车来，摔得头破血流。车上的人尚未站稳，那个糊涂司机又朝前开了。就在汽车开动的一瞬间，站在车尾的罗广头朝下翻摔下来，双手着地，两脚死死地勾住档板；这样倒挂着被拖了三、四米。那个混蛋司机听到惊呼声才把车戛然刹住。
罗广两只手上的皮都蹭破了，尤其是左手，靠近腕口的皮破损殆尽，血像大雨前水管表面密集的水珠一样渗个不住；整个手掌疼得像失去了知觉。右手也红肿得厉害，所幸还能握笔。罗广用手帕缠住左掌，咬牙坚持考完了最后两门课，搭当天的末班车回到了黑河坝。
到家已是筋疲力尽。母亲见到儿子受伤的手，大吃一惊。她问明情况，又是心疼又是后怕，两泪交流。罗广洗完澡即沉沉睡去。母亲一边给他煮衣服，一边偷偷地哭。
第二天，罗广的左手肿得怕人，整条胳膊已抬不起来了。前臂上的青筋通已变红，有一根又粗又长的静脉一直红到肘关节。母亲吓得脸如金纸，急忙带他到留守处医务室检查。
无巧不成书。在医务室值班的是以前给罗广医过胳膊的张医生，她刚从合肥过来不久。张医生托起罗广的胳膊，很仔细地查看起来。她说，伤口已感染化脓，病菌由浅表侵入到了深层血管，需要立即打消炎针。
针打完了，张医生又开了好多药。母亲问她有没有危险，她笑着说不妨事，只要坚持打针吃药，很快会好起来的。
半个月后，罗广红肠般粗肿的手掌恢复了原样，胳膊也活动自如了。母亲说：“张医生两次医好了你的胳膊，虽说大恩不言谢，可你也要记住她的好啊。”罗广面色凝重地说：“我知道，妈。张医生是个好人，我会一辈子感念她的。”
省里的最低调档线出来了，４９８分，高得令我们全家目瞪口呆。罗广估的分只有４８０，再宽松一点，也超不过５００。他上大学怕是凶多吉少。
父亲对罗广落榜的恐慌与忧郁明显地反映在他焦躁易怒的脾气上。他不断地找茬骂罗广，说他只会吃闲饭、读书没屁用、是家里的累赘；骂他是废物、蠢才、猪。罗广给他骂得心里没了底，寻思如果名落孙山，他要么再去略阳复读，要么外出打工；反正不能在家赋闲，不然老爸会骂得他发疯。
８月２号父亲去略阳取罗广的成绩单。心里悬了很久的事情马上就要有结果了，母亲显得格外紧张和不安。她相信小儿子下了苦功，有一定的势力；可今年的分数线太高了，再说略一中的教学质量又不怎么样，一年也出不了几个大学生。她得有儿子落榜的心理准备。
下午四点，父亲回来了，是在门面房前面下的车。母亲远远地迎出来，高声问：“罗朝美，怎么样？”父亲一言不发，径直走进裁缝铺，怔怔地看着母亲，脸上的表情像哭又像笑，半天不说话。
母亲心里隐隐地有些发凉，更加着急地追问：“到底怎么样？广儿考上了没有？”
父亲忽然哭了。泪水从他灼热的眼睛里流出，淌过他饱经风霜、褶皱松驰的脸颊，在嘴角的凹处徘徊。母亲惊异地问：“你怎么啦？朝美。好好的哭什么？”
父亲却又笑了起来，双唇蠕动了半晌，方含泪颤声说：“我们罗广…考上了。５３０分，全县第一。”
８８年夏天，我从西北工业大学毕业，分回了陕南。罗广则又考进了西北工大，在哥哥栖息了三年的地方开始了他的大学生活。
十
呼啸的寒风停止了浅吟低吼，空气变得混浊起来。天边浮动着厚重而低垂的乌云；大朵大朵的雪花像是刚从棉桃里摘出来的湿棉絮，沉重而迅速地降落下来。山、树、河床、马路和房屋几乎就在瞬间全都变白了。四周万籁俱寂，只听见雪片坠地的沙沙声。几十分钟后，黑河坝便被一床雪白松软的大毛毯覆盖起来。
吃罢晚饭，我们一家人围在火炉边赏雪闲话。来黑河坝十年了，还是第一次见下这么大的雪。浓密的雪花漫天飞舞，低矮的天空看着毛蓬蓬的，屋里被雪光照得光亮而且舒适。罗广放寒假了。读了半年大学，他个子长高了，肌肉长结实了；以前红扑扑的圆脸变成了轮廓分明的方脸。人变得更加稳重，性情安静而沉默。我在汉中航空基地的一家工具厂工作，因离家近，基本上每两星期回来一次。再过两天就是除夕；自从我考学出去后，全家也只有春节才能团聚。
今年春节对我们家有特殊的意义。我参加工作了，罗广又考上了大学，我们家已彻底断了后顾之忧。喜上加喜的是父亲、母亲的户口已和留守处其他家庭一道迁到合肥去了。
几个月前，合肥１６所领导换届。新所长姓杨，是个蔼然长者；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留守处四十多家的户口全部迁到了合肥。几天前，杨所长携人事处沈处长不辞辛苦，千里迢迢来到陕南山沟的留守处，访疾问苦。许诺尽早在合肥盖房，把大伙接过去，实现全所大团圆。
母亲听了，喜之不胜。可一转念，他们去了合肥，不就把文新丢在陕西了吗？烦恼了两日，猛可地记起所里有个政策，凡本所职工，身边无子女者，均可调一有中专以上学历的孩子入所。现在广儿在读大学，他们身边厥如，符合这一政策。母亲立马撺掇父亲，两人一起找到杨所长，要求调大儿子回所。杨所长说，这事归人事处管，你们先去找老沈；等他向我汇报之后，再作决断。母亲、父亲马不停蹄地找到沈处长，说明情况。沈处长答应得挺干脆，可以调，不过得等你儿子见习期满了以后。再有，你们想清楚，调了大儿子，小儿子就不能回所了。父亲尚有些犹豫，母亲却一锤定音，小儿子先不管他，我们就调大儿子。
母亲看着罗广，歉疚地说：“哥哥的事迫在眉睫，我们只好先救他了。广儿，你不怪妈吧？”罗广恬静地说：“应该先调哥哥。我毕业还早呢，况且也不一定想回所。”我故作谦让道：“调不调我无所谓，我可以考研究生考到合肥去。”父亲恶声喝骂：“你他妈就只会吹牛！在学校里连个本科都升不上，还考研究生呐！”罗广颇以为然地说：“哥哥考研，恐怕基础太差。”母亲说：“所以我才要调哥哥嘛。他这人惫懒得很，又没个定力。把他一个人丢在这边，我怎么放得心下？”
哥俩去走廊上厕所。外面雪小多了，撒纸片似的稀稀拉拉地飘着。苍紫的暮色中白皑皑的山峰仿佛静静燃烧着的洁白的火焰。积雪冷嗖嗖的寒气扑面而来，给人一种凉爽而愉快的感觉。
进屋父亲又在和母亲吵嘴。母亲的弟弟王泽平不久前来了封信，说他们村有个人在地里挖出了一坛银元。那人穷疯了，正往外卖钱；价格很低，十几块钱一枚。问我们家要不要。母亲格外动心。家里一点值钱的东西都没有，她久有置些金银首饰留给子孙后代之意。她和父亲商量，寄一千块钱回去，让泽平买几十块银元送来。父亲坚决不同意，粗声大嗓地嚷道：“你怎么知道是真是假？八成是你那个宝贝弟弟赌钱赌输了，设计骗你一点钱花花。”母亲双眉一竖：“放屁！泽平根本不是那种人。”
“哎呀呀！”父亲失惊打怪地叫道。“你当他是什么好人？不务正业，贪赌成性。家里穷得瓢泼汤稀。又不想着如何挣钱，就知道向两个姐姐伸手！”
母亲连称放屁。丈夫如此诋毁弟弟，她心里十分恼火，也尖酸刻薄地贬低起罗家人来了。父亲自然不依，把王泽平骂得体无完肤。夫妻俩唇枪舌箭，吵个没完。
老舅王泽平一辈子也没交个好运。退伍回来不肯安心务农，先是跟人合伙养蜂，一年未尽，蜂已跑光。后来又贩金银首饰和银元去广州卖，头一趟赚了千把块钱，又全部买了货；再次去广州交易时，被警察当场捉住，血本无归。此后霉运就一直如影随形地跟着他，干什么亏什么。雪上加霜的是搬进山区的那一年，老婆被疯狗咬了一口，找了个乡下庸医来看，不知怎么就把人治死了；丢下一儿一女。女儿妹子才一岁多，儿子尚在襁褓。老舅一贫如洗，养不活两个孩子，就把儿子送了人；自己带着妹子和老母回中河口种了两亩薄田，聊以糊口。后径小姐夫撮合，他又讨了一个眇了右目不会生育的女人。本来小日子也还过得，可他偏又染上了打牌的恶习；十赌九输，家里常常吃了上顿缺下顿，饿得妹子皮包骨头，嘴尖颧耸，跟只瘦猫似的。
在万福庵的时候，老舅常去借钱。搬到黑河坝后山隔水阻，只来信借过两次；和从前一样，有借无还。８６年夏天，父亲和我回了一趟老家，见他住一间像是要倒的破茅屋，家徒四壁，穷得伤心，便留给他两百块钱。８７年秋天，外婆病危，母亲为钱的事和父亲吵了一恶架，然后将家中的存折一古脑揣在身上，扬言要和父亲离婚，一径回了湖南。外婆见到母亲，病竟一天天好了。母亲在老家呆了二十多天，到底牵挂陕西的亲人，尤其是在略阳读书的罗广，就给老舅留了笔钱，取道西安回了黑河坝。母亲负气走后，父亲以为她真的不会回来了，一种孤独的恐惧感攫住了他，他觉得整个世界空荡荡的。在写给我的信中，父亲的语气悲惨凄凉，再三表达了要和两个儿子共度余生的决心。母亲来西安时，我和她谈到了父亲的这种心态。母亲好气又好笑，说：“要离在没有你们两弟兄时就离了，何必等到现在？他这人死小器，外婆病危我多带几百块钱都不行，我不得好好吓吓他！”父亲见到母亲回来，这一喜非同小可，满面堆笑地把她迎进家门，再也不提钱多钱少的话了。
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父亲和母亲言归于好了，却始终改不了他那爱吵爱骂的脾气，而且知道母亲不会弃他而去，更加有恃无恐；和母亲一语不合，便大吼大叫地发作起来。我和罗广好容易劝他俩停止了舌战。母亲便征求我们的意见：“文新、广儿，这银元将来是要留给你们的。你们说是买还是不买？”罗广笑笑，不置可否。我却极力怂恿道：“买，当然买。这种‘袁大头’在南方一块能卖五十，现在只要十几块钱，是乡下人不懂行情。我们不买就太可惜了。”父亲瞪眼骂道：“你他妈胡说八道！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母亲得到我的支持，便决意要买了。她鄙夷地看着父亲说：“没见过你这么小器的人，一花钱就跟割你的肉似的。这银元我买定了；不花你一分钱，你反对也没用。”
自从母亲开裁缝店起，家里的财政就分开了，母亲挣的钱归她自己支配，父亲管不着；父亲的工资奖金也由他自己攒着，不和母亲照面。我和罗广读大学的费用、家里的柴米油盐等日常开支全部从母亲的钱里支出，父亲不时还从母亲那拿点钱买烟抽。
父亲知道母亲决定了的事，九头牛也拉不回转，就叹气道：“你要寄就少寄点，也算是减少损失吧。”他心里老有种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的预感。母亲被他说得有点怕了，第二天就只寄了六百块钱。
年三十那天，积雪未消。苍天之下座座雪峰宛如朵朵美丽洁白的花朵，屹立在无风的天空中，宁静得像是这永恒的时空。
母亲在厨房烧年饭，父亲帮忙打下手。我和罗广清闲无事，缩在房里听音乐。罗广上大学之初，母亲便寄钱给他买了一台录音机，供他学外语用。罗广便买了几盒流行歌曲磁带，以饱耳福。我们家这么多年连收音机也没买过，哥俩从小就与丝竹无缘，乍一接触，顿感新鲜美妙。
《万水千山总是情》、《一剪梅》等影视歌曲婉转缠绵，荡气回肠；《猛士》迪斯科磬磬轰轰、疯狂嘈杂，烘染出一种温馨喜悦的节日气氛。惜哉父母不知欣赏，只说是噪声，吵死人了。
下午四点，年饭做好了，荤素满桌。母亲烧菜，讲究数字吉利，非九则八；最多的一年烧了十六个菜。开饭前父亲点燃一挂鞭炮，噼噼啪啪放完；空气中顿时弥漫着一股淡淡的火药香。一家四口于是落座，彼此招呼着动了筷子。
父亲指着桌上的鸡鸭鱼肉，如沐春风地说：“这桌菜在饭店里起码也要三、四百。我们花了多少？一百出头。两百多块钱的赚头就是我们老俩口一天的辛苦劳动啊。”母亲笑道：“你出了多少力？打杂而已。哪一样菜不是老娘亲手烧出来的？”
父亲今天心情特别好，也不和母亲吵，继续喜眉笑目地说：“我们家这几年多亏有一个会挣钱的裁缝，小日子过得挺滋润，天天有肉，年年有鱼。就是神仙也不过如此。”
父亲年年这个时候都要发些类似的感慨，并提起他小时候过的苦日子：为筹学费挑水卖，一担水卖伍分钱；上学只有一床棉被，垫一半盖一半等等，颇有点忆苦思甜的味道。
我和罗广却无法体会父亲的心情，只顾吃菜。母亲有两道菜烧得特别可口：红烧排骨和冰糖肘子。前者香酥脆嫩，绵不粘齿；后者滑爽糜烂，落口消融。每年最见底的就是这两个菜。
吃完年饭，父母摆开阵势，开始包饺子。年初一吃饺子是北方人的习惯，我们家到黑河坝后才沿袭了这一习俗。包饺子得仰仗父亲；母亲不会擀饺皮。父亲擀得一手好饺皮，这手艺还是他在部队学的。父亲和母亲一个擀，一个包，边干活边话旧。这是他俩一年到头最亲近、最融洽的一天，彼此没有怨气，相互不再争吵，轻松写意地享受着这份和乐与恬适。
包好饺子，母亲又开始洗一家人的衣服。元月初，我们家以两千九百多元的高价买了一台被倒爷倒得十分紧俏的十八吋“黄河”彩电。看了十来天就坏了。为了不影响看春节晚会，母亲数日前亲去勉县将它修好了。晚会开始时母亲还在走廊里晾衣服。母亲每年年三十都是从早忙到黑，从未准时看过晚会。而且每当新年钟声敲响之时，她便会下厨房为大家做宵夜，通常是醪糟鸡蛋。
正月初几的一天，冰消雪融，阳光清丽。母亲带着我们两弟兄信步登上楼后的那座山冈。极目远眺，整个黑河坝尽收眼底。山还是那么青，水还是那么明，只是从前的那种喧嚣扰攘已不复存在。寂寥的山村里，饮烟袅袅，鸡鸣狗吠，黑河沉思般悠悠流过；土厚民淳、风恬俗美的黑河坝一如这亘古绵长的青山，将世世代代长存下去。母亲喟然长叹：“我们再一走，这里就更冷清了。我们家来黑河坝十年了，对这儿的感情不可谓不深。可要走的终归要走，这个地方不属于我们。妈这十年来，没一天闲过，为的是把你们两弟兄拉扯大。现在文新自食其力了，广儿还有几年。等到了合肥，广儿大学毕业了，妈就可以啥都不干，彻底休息喽！”
兄弟俩望着母亲花白的头发和皱纹清晰的脸庞，心里唯愿如此。
十一
留守处的生活艰苦而单调。夏天的洪水冲毁了水泵房，留守处从此没了自来水。大伙在楼前装了两个简易水箱，用自动水泵抽黑河里的水。吃水又退回到了肩挑手提的原始状态；可母亲并不觉得烦难，她说，想想在万福庵挑水吃的日子，这就跟在家门口似的，方便多了。
留守处家家户户种得有菜，自给自足。搬到冯家坪后，父亲上班的地方改在了山区，他的菜园子自然也移到了这里。他和母亲见山区空地多，又选了两块种油菜和麦子；一年下来，出息竟也差强人意。
想改善生活，吃点鸡鸭鱼肉什么的，就得去茶店买。茶店只有一条土街，里把长，两边的建筑多是平房；但镇政府、镇人大等官方建筑是两、三层的楼房。明清时代，茶店是个码头，汉水上溯可达这里，甘肃的茶叶贩子在此下船，稍事休息，再从陆路进入甘肃。茶店即因此而得名。
茶店的集市堪称当地一绝。街上黑压压人头攒动，晃闪闪脸孔变换；人语声、小贩的吆喝声、磁带摊的歌曲声和集市的猪叫鸡鸣混在一起，喧嚣嘈杂，热闹非凡。
赶集是山里人平淡生活中的一桩头等乐事。黑河坝及周围山村的乡亲们背着背篓，挎着篮筐；手里拎着鸡，安步当车，来到茶店集市上把土货禽蛋卖掉，再捉只猪崽，扯几段布料，买些日常用品，满载而归。距黑河坝四、五十里的深山老林里的乡民赶集通常要起绝早，步行五、六个小时到茶店；回到家时天已漆黑。
母亲的顾客多是这些可敬的乡民。他们对衣服的要求不高，不讲什么花样，也不求什么款式，穿起来合身就行。母亲精熟老到的手艺令他们高兴得合不拢嘴，穿上新衣，逢人就夸。经他们的义务宣传，母亲的生意越来越好。黑河坝方圆百里乡亲的衣服多出自母亲之手。
这年春天，王泽平回信了，说那罐银元是假的，是铜币上的镀的一层银；幸好没有贸然买下。六百块钱他盖房子先挪用了，等有钱了再归还。接着大谈特谈他盖房子小姐夫帮了好多好多忙，出了多少多少钱。母亲看了，只好顺水推舟，去信说那六百块钱不要了，就算姐姐姐夫对他盖房子的一点表示吧。父亲把母亲和我臭骂了一顿；因早有心理准备，倒也不十分难过。
八月份我的见习期满了，父亲为我调动的事去了合肥。这是他第一次去合肥，一呆就是两个月，天天催着沈处长发商调函。沈处长说这事不能急，需提交所长办公会议讨论。父亲于是挨个儿找所长办公会议成员：所长、书记、副所长、总工，讲明困难，乞求照顾。所领导被父亲的舐犊之爱打动了，在后来召开的办公会议上，他们一致同意调我进所。十月下旬，父亲拿着商调函回到了黑河坝。
我带着一种掩饰不住的得意，将商调函呈到了工具厂人事科，满以为他们会痛快地放人的，因为我是单调，可以给人浮于事的工厂减少一个名额。谁知厂长不同意放人，指示人事科劝我安心工作，扎根三线，为国家效力。都是些屁话！我到合肥一家原本也是三线的研究所工作，难道就不是为国家效力么？厂长不放我的真正原因是妒忌。厂长是上海人，父亲是旧上海的小资本家。大学毕业时因成分不好被分到陕南，把青春埋藏在了远离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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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国权提供照片）
